通常，古希腊文明被认为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滥觞。也正因为此，近代以后的历史学家也如同古希腊、古罗马史家那样，将希腊视若正统，俨然不顾2000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文明发育水平也不显著高于周边的古国、部落，而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在波斯帝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面前，仅仅就像是散落无序的蝼蚁组合。

　　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全盛时期囊括了东起印度河流域，至帕米尔高原、小亚细亚，西至埃及，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国家也成为其附庸国。这是人类古代历史上获得公认的第一个世界帝国，其宗教、文化、艺术、科学的发展水平并不亚于古希腊，某种程度上，人们会将之与后来的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相提并论——同样的宗教宽容政策，同样强悍的军事能力，同样鼓励商贸和金融发展，为了维系辽阔疆域的稳定也同样推行某种程度上的特务统治。简言之，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是古代开明型专制政体的典型代表。

　　波斯帝国兵锋所向披靡，击溃羸弱、混乱、长期陷于分裂内乱的希腊城邦，看起来是不在话下的。但从居鲁士到大流士，再到薛西斯，一代代被誉为英主的波斯君王却都没能实现对希腊的征服，相反，长期开展的希波战争耗尽了波斯帝国的国力，触发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的多方面内生矛盾，直接引发了之后帝国陷入内乱，并为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征服波斯帝国埋下了伏笔。

　　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史家极力强调希波战争结局对于塑造历史的重要意义（避免了以下这些后果：波斯帝国通过兼并希腊并继续进军欧洲，妨碍古希腊文明的继续发展和传承，甚至可能对后来的古罗马文明造成阻碍，过早让欧洲大陆陷入大一统，失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然而，基于波斯帝国政治架构的脆弱性（疆域过大不得不分成若干个委托统治的总督属地，不可避免会不断刺激爆发内乱），即便波斯帝国当初从希波战争中大获全胜，上述意义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不会出现可怖的文明倒退后果）。

　　希波战争（希腊取胜）的另一大意义，被表述为对于民主政体的捍卫。这种观点影响之大，主要是因为出自最为知名的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希氏认定希腊当时能够阻挡住强大的波斯帝国，就是因为雅典等希腊城邦的公民享有民主和自由，而波斯帝国则是可耻的专制蛮族。为了推销这样的观点，希氏等史家甚至竭力将战争中的一些偶发因素，皆解释为“神佑”。但实际上，波斯帝国在马拉松草原、在温泉关、在爱琴海所遭遇的阻碍，很大程度上源自帝国过于强大，轻视了本不值一提的对手，而在具体战略执行和战术安排上，也显得颇为散漫凌乱。

　　公允而言，尽管后人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历史学家、政治学者看待古希腊历史、希波战争，不可避免会受到希罗多德等史家的立场影响，但人们关心这段历史、这场战事，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波战争的全进程非常好的证明了历史受到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共同影响。无论是文明兴衰还是战争，都不是简单的力量对比，历史必然性因素的累积不能带来必然而然的结果，在人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必然性会以偶然性的面目出现。历史的残酷性和趣味性都在于此，一遍一遍的检阅历史，都会让人生发新的感悟，意识到个体、国家、霸权的局限性，其中的一些人会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定律生发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英国历史作家、英国作家协会前主席汤姆·霍兰曾著有多部以古希腊、希波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他所著的《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一书，描绘了一幅华丽的战争画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作者均衡的描绘了这场重大战事的双方的文明形态，即没有先入为主以古希腊立场，以妖魔化的态度去评价波斯帝国，这使其能够更为客观公允的叙述和评价希波战争。

　　全书首先介绍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崛起的进程，为读者引出了居鲁士大帝的传略。居鲁士是米底帝国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外孙，也是波斯帝国的铸造者，在其统御下，波斯勇士击溃了一个个对手，从吕底亚到健陀罗、大夏、粟特。不仅如此，居鲁士还尽可能推行多民族和宗教的包容政策。居鲁士之后的冈比西斯、巴尔迪亚两任国王都只是过渡者，僭越者大流士稳定了帝国政局。很快，大流士重新开启了波斯帝国的征伐之途。

　　值得重视的是，大流士本人一手放出了宗教战争（尽管他本人同时也推行宗教宽容）的“魔鬼”，异族人至此会被称为异教徒，按照现代的说法，这是将异族人民异化并实施残酷统治甚至屠杀的危险逻辑所在。而大流士不可避免要为了捍卫帝国的神圣，设法去输出帝国的文明秩序，混乱堕落的希腊城邦就这样成为了他挑选的征伐对象。

　　在当时的古希腊，无论是雅典人，还是斯巴达人，以及其他城邦的公民，都沉溺于享乐主义和贪婪，社会动荡肮脏。斯巴达人开创了军国主义政体，而这种政体在后来的希波战争中承担了更为有力的作用。而在雅典，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不断刷新政治堕落的低线，民主政体由一个臭名昭著的贵族设计出来以避免权力落入其他贵族之手。这个时候的希腊人，没有世界意识，对于比他们强盛若干倍的波斯帝国的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的。

　　波斯帝国试图通过施压及分化，来削除古希腊城邦的抵抗意志。这种策略或许在其他情况下是管用的，但问题是，雅典和斯巴达人都过于狂妄自大，根本不会按照正常的力量对比进行战略推演，也不知道波斯帝国的军事力量曾经将比希腊强大、庞大得多的其他一些王国快速扫灭。波斯帝国在外交及隐蔽战线上花费的时间太多，而处理帝国庞大疆域内的内部事务浪费的时机也太多，倘若居鲁士、大流士等君王更具冒险精神，甚至是秦武王嬴荡那样的冲动者，就更可能抓住机遇击垮雅典和斯巴达。大流士发起的攻势，事实上参战人数并不多，也不够精锐，战术上更是频频犯错。

　　大流士担任国王期间，波斯帝国对希腊的战事失利，直接影响并不大，这只是庞然大物偶然被蚊虫叮咬了一口。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比父亲更精通军事，更为有利的是，希腊城邦的内乱此时还进一步加剧。新一轮对希攻势发起，温泉关战役打响。但整个战事带给后人的教训是，薛西斯仍然没有摆脱对于希腊城邦的鄙视，他没有拿出其他战场上的杀伐果断，而是一再主动延误。再然后，薛西斯率领的波斯大军，付出沉重代价后击溃了把守温泉关的寥寥数百名斯巴达勇士，却又误中希腊城邦的计策，波斯海军被比自己弱小得多的希腊人引诱进入了埋伏圈然后全歼。自此，波斯帝国失去了征服希腊城邦的可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取得希波战争胜利后，雅典人陷入了长期的虚荣与自欺，他们居然相信自己真的具备正面打败甚至击溃波斯帝国的军事能力，贸然对外侵略，同样使得国力大受削弱。而斯巴达的堕落还在加剧，这些都代表着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它们将与衰落得更快的波斯帝国一道，成为新的征服者铁蹄下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