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伯南克1953年出生，他不是1929年大萧条的亲历者。不过，在他几岁时，经过了大萧条的外祖母向他讲述了当年的经历。约20年后，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伯南克开始对大萧条产生兴趣，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权威，他因此获得极高的学术声望，先后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伯南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长达17年，力邀许多名头比自己还大的经济学家（包括很多年后会连篇累牍在《纽约时报》专栏上批评伯南克主持下的美联储的救市政策的保罗·克鲁格曼），营造出极佳的学术研讨氛围。

　　伯南克本人并没有想到，他有机会出任美国的央行、也被成为“全球央行的央行”美联储的最高领导人，更加想不到，他出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会上演严重程度超过1929年大萧条的严重金融危机，他本人不得不充当他曾经作为学者批评过的救市者，推出饱受批评的援助政策和量化宽松。他这样一个带有很强书卷气的学者，美联储主席两任任期内能够总体良好的履行职责，得益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期间的学术主持人身份经历——美联储主席并不是美联储理事的上级，更接近于决策会议的召集者。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时任纽约储备银行行长后出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的盖特纳，被称为“救市三人组”。保尔森和盖特纳此前都各自出版了有关2008年金融危机及救市历程的回忆录《峭壁边缘》、《压力测试》，书中当然会尽可能清楚的回应解释任职期间引发的舆论、政界、学界批评，但总体上风格都是温和的。“救市三人组”中，伯南克本人卸任最晚（卸任于2014年），他的回忆录当然也姗姗来迟。但值得一提的是，伯南克所写的这本《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相比保尔森和盖特纳的作品，内容更为丰富、撰述的质量更高，如果将参照文本和著作扩大到美国等国家的各路经济学家、政治学者、媒体人以金融危机为主题的作品，伯南克的新书也将脱颖而出。

　　《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一书会起这样一个书名，伯南克意在强调金融监管者履行职责特别是临危受命时，需要有“行动的勇气”，而不是光有“嘴炮”没有行动的“牢骚”。这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八章，非常详细的叙述了伯南克在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的履职应对，并介绍了很多争议举措的背景，非常犀利的驳斥了危机期间美国经济学家同行、投行高管、国会议员对他主导或参与的救市政策的批评，回击了危机之后一些金融危机研究专著对危机原因、救市成效给出的极低评价。

　　当然，伯南克作为2006-2014年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的最高领导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应对处置的重要责任者，他对金融危机成因（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事情为何会不断恶化）、进程中采取某些富有争议的处置政策的原因的解释，未必能够让他的批评者信服，但这样的解释连同那些采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来对金融危机作出解读的作品，对于研究者、读者更为客观全面了解作为现象、问题、历史的2008年金融危机，对金融监管与鼓励创新如何寻求一个恰当的尺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伯南克坦率承认，迟至2008年的2-3月，包括他本人在内，美联储等美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官员、经济学家对几个月后会发生的严重危机存在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也解释了当金融危机从个别、少数金融机构陷入麻烦，逐步放大蔓延、升级之后，美联储等部门应对迟缓的原因，即历史经验失去了可借鉴的意义。特别是当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救助贝尔斯登，却没能遏制市场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救市者遭致了剧烈的批评，被认为是背弃了市场自由原则、助长道德风险——反过来，当几个月之后，监管部门已经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限救助雷曼兄弟时，批评者的口风又转成了美联储坐视系统性风险集聚爆发。

　　在谈及金融危机的主要“肇事者”房利美、房地美时，伯南克十分愤怒的抨击指出，这两家美国政府支持企业的运行体制并不合理，赚钱时向股东分红，亏损时则让纳税人埋单。而书中第十二章，他更是犀利的抨击了在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设法拯救雷曼兄弟公司期间制造障碍、监管部门放弃拯救雷曼兄弟后又提出“花式”批评的利益相关者，强调在重大的金融危机期间、在整个市场的信心陷入崩塌的关键关头，因为害怕引起道德风险而放弃救助，会引发惊人的海啸式灾难（雷曼兄弟未获援助而破产后，的确引发了这样的灾难后果）。

　　在放弃拯救雷曼兄弟公司之后，伯南克、保尔森等很快决定援助美国国际集团等其他一批华尔街投行，这再度引发了强烈的质疑。伯南克认为，美国国际集团规模过大，如果陷入破产，可能使得金融市场彻底坍塌，而且，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期间对美国国际集团等投行的援助，条件苛刻，以相对较少的政府资金获得了投行可观的股权资产，这对于美国公众是有利的。在书中，伯南克再三强调，雷曼兄弟的崩溃是市场运行而非政策选择的结果，而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实在是无奈之举。

　　随着救市资源投入规模的加大，伯南克、保尔森、盖特纳“救市三人组”遭遇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美国国会中的利益集团，“更感兴趣的事情似乎是如何（对监管部门和投行）施加惩罚，而不是如何规避迫在眉睫的灾难”。而在当时，奥巴马与麦凯恩的总统竞选又进入关键阶段（2008年9月），救市政策会否随着新总统的诞生而宣告结束，存在极强的不确定性。这期间，“救市三人组”疲于奔命，在勉强突破重重束缚后，经由即将卸任的总统小布什签署，出台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伯南克在回顾总结金融危机成因时，坦言“受制于官僚主义式的障碍，受制于形形色色的法律和政治障碍，监管机构要想及时金融产品和金融实践的迅速变动，的确十分吃力”。而在进入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得以强化，盖特纳在其财政部长任期内力推“压力测试”，美国财政部等部门还推出了振兴实业、鼓励创新等一揽子政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联储支配的资源因此大量增多，事实权限却发生了萎缩，不仅来自于国会和总统的约束或者说干预增强，妨害了美联储的相对独立地位，而且资本市场和公众对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的信任程度，相比更早以前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有了塌方式的下滑。

　　可以认为，巨大的履职压力正是盖特纳放弃财政部长续任、伯南克2014年不再接受美联储主席职位续聘的主要原因。他们都因为救市政策、经济刺激政策、量化宽松、压力测试而被打上了过于鲜明的标签，以至于才刚刚过去几年，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上述标签之外的思想、行动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