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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出资的养老金计划

许多雇主为其雇员提供一份独立或额外的养老计划，以此来增补或替代社会养老体系的效用。20世纪后半叶这类养老计划大量涌现，它们像社会养老体系一样承诺发给雇员退休津贴，并提前按名义价值或实值定好数额。在一些国家，这类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和大部分社会养老计划一样并未设立基金，退休津贴直接从雇主的一般收入中支付。然而很多时候企业会设立一个用于支付当下及未来雇员退休津贴的基金，由雇主（可能还包括雇员）向该基金中存入资金。一般来说基金中的资本会用于投资风险债券（例如股票、公司债券以及高风险政府债券等），有时也包括一些低风险政府债券。这种投资和债务之间的不对等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投资基金的价值有可能不足以支付约定的退休津贴，这要么导致退休雇员的津贴减少，要么导致雇主的支出增加。
　　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雇主放弃了这种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转而将雇员的退休津贴投资到独立的基金之中——每个基金为一个特定雇员提供退休津贴。雇员可以在雇主给出的若干投资工具中自由分配其基金。及至退休时，该雇员通常可以通过兑换基金来随心所欲地享受退休生活。这种体系被称为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因为这一计划的条款明确规定了需要缴纳至基金里的款额，却没有明确雇员最终获得的退休津贴数额。你十有八九也将通过这个计划获得自己的部分或全部退休资金。而要想在后半生过上满意的退休生活的话，你大概需要对储蓄额度、投资方式以及退休后如何使用基金等问题作出关键决策。
　　政府规定的福利计划
　　虽然许多私营企业的雇主都转而采用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但大多数政府雇员仍处于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覆盖之下。对于那些必须支持这类政府计划的公民而言，其关键问题在于这类计划已经承担的债务总额以及基金资产的现有价值是否足以偿还这些债务。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表示，判断这类养老金债务的最好方法是估算一套低风险政府债券组合的成本，这套债券组合要能在所有雇员都将于明天辞职的情况下向他们支付相应津贴。不仅如此，这些经济学家还会说，估算这些财产的最好方法是计算出明天将其售出所能获得的资金数额。遗憾的是，这些养老基金往往迫于政治压力而不得不遵守一些会抬高资产价值、压低债务价值的程序，从而导致人们对此类计划的实际资产估值虚高，同时对纳税人的养老金债务估值又低得离谱。在经济衰退及金融危机时期，资产估算可能会以长期平均物价而非最新报价为标准。债务估算可能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估值为标准，这种标准想当然地认为此类收益每年都能得到落实，相比之下以当时的低风险投资收益为标准更为合适。虽然私营部门采用这种乐观假设的情况已经有所减少，但大部分政府部门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许多国家采用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政府雇员来带了惨重损失。这些政府部门的真实基金状况导致雇员的退休津贴下降，退休津贴的领取年龄抬高，同时还有其他揪心的变革。此外，一些政府机构部分或全部转换成了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而按照这种计划的设计，雇主不用承担大量短期债务，投资风险改由雇员承担。
　　向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转变
　　无论好坏，已经有大量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从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转向了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后者允许雇员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决定其储蓄和投资。雇员可以投资低风险政府债券，也可以为了获得更高收益以安享晚年而将部分或全部基金投资到风险更高的债券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不同情况下转变的理由可能不尽相同，但图10.3显示了其中的一种驱动力。人口在走向老龄化。在采用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情况下，严峻的经济形势会造成企业产量下滑、大量人口失业，但对于有养老津贴保障的退休人员而言，他们的收入并未下降（按实值还是名义价值计算依具体计划而定）。当退休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小时，一切尚且风平浪静。但当通过生产服务来供养这些退休人员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时，由老一辈人来至少分摊一部分经济总风险是合乎情理的。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让这种风险分摊成为可能，同时又并未强加给每个雇员。雇员可以在工作时期购买低风险债券，之后同提供终生担保支付的保险公司签订年金保险合同。雇员也可以投资高风险资产并将其收益用于退休生活以及（或者）购买年金保险。在养老金固定缴款体系中，劳动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为更高回报而承担更多风险。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在面对严峻经济形势时也会更加强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