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把握发展新特点，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

    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税收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

    此次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短期是为了应对当下的严峻挑战，长期是追求一个“供需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

    自2012年起，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劳动要素成本上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投资下降，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居民部门消费能力不强的困扰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威胁。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需要低利息和低税收以维持低成本，来保证正常的资金流转和盈利模式，但目前的税负水平偏高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自2009年起，按全口径计算，我国宏观税负便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2014年全口径的宏观税负高达37.2%。此外，实际税负分布也不合理：首先，宏观税负中大部分通过税负转嫁最终由家庭部门承担，恶化了家庭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地位，导致消费不振；其次，第三产业总体承担的税负比第一、二产业重，这不利于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升级；最后，较重的税负恶化了小微企业的生态环境，不利于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发挥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作用。

    我们认为高税率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剂”，唯有降低税率才能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刺激经济增长，因此未来我国税收政策应逐步选择减税减负。

    减税政策可具体化为——激励企业部门方面的减税政策与居民部门方面的减税政策。具体如下：

    第一，激励企业部门增强自主创新与资本投资的减税政策。

    就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而言,降低企业所得边际税率不仅可从整体上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缓解当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还可以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资金，因为边际税率削减会增加企业税后利润，而税后利润的增加首先可以增加企业的盈余公积用于技术研发。同时，税率降低会提升税收收益率从而吸引投资，为企业带来更多可用资金。降低企业所得边际税率作为一项直接的“事前”税收激励政策，可以弥补抵免性税收优惠政策的不足。

    就具体税收政策制定而言，我国减税政策实施对象应重点放在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目前我国对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予以20%的低税率优惠，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压力，但惠及面较狭，可放宽标准，使更多中小企业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第二，引领产业升级的减税政策。

    就引领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当前可重点从增值税着手。因为随着增值税的进一步扩围，第三产业中一些服务业也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而降低这些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对这些企业是十分有利的。

    就具体实施措施而言，可对重点产业的企业所得税采用低税率。如对税负较重的金融业，在下一步“营改增”中可以将该行业增值税率适当降低；而对于抵扣项较少的旅游业增值税率可采用较低的征收率。

    第三，激励居民部门增加劳动力供给与消费以及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减税政策。

    就增加劳动力要素供给而言，可以采用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减税政策。此外，个税税率的降低还可减少人们提薪的需求，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速度，缓解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

    就增加居民部门消费而言，可以对增值税与个人所得税这两个税种实施减税政策。

    在具体政策制定时，刺激消费的增值税减税政策重点应为降低生活用品的增值税税率。可对生活必需品如衣物、基本食品药品等实行免征增值税，对一般消费品如汽车、电脑、手机等实行较低税率。而增加消费的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则有多重选择，如降低边际税率、实施税款返还与税收补贴以及提高免征额等。

    我国之前对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政策往往通过提升免征额的方式进行，很少进行税率上的调整。免征额提升虽能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对消费的刺激效果有限，美国里根政府的实践表明，持续性的个税边际税率下降在刺激耐用品消费方面的效用更优，因而可以重点选用持续性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的政策。

    而就改善居民部门收入分配状况，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为改善居民部门在整体国民部门中的分配状况。这个层面可通过降低流转税税负，减轻居民部门的税收负担，从而实现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地位的改善。具体政策有扩大“营改增”范围、降低缺乏需求弹性的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等措施。

    第二个层面则为改善居民部门内部各阶层收入的分配状况。我国往常对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措施多从免征额提升着手，但这并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而且当前设立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级次偏多，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级距过密，对高收入阶层几乎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因此，改善居民部门内部阶层收入分配的减税政策应从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着手，可以减少税率级次，并可以降低中低级次的税率数值，提升高级次税率数值。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