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普林斯顿大学侧重微观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说，通过强化个体消费决定和整体经济产出之间的关联性，迪顿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迪顿究竟对经济学研究有何贡献？他涉猎了哪些领域？又对我们有何启迪？

10月12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内，刚刚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该校教授安格斯·迪顿（中）与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左）和199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埃里克·威斯乔斯站在一起合影。　新华社/路透

　　安格斯·迪顿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74年）。1983年，迪顿从英国来到美国，至今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目前，迪顿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及国际事务教授。

　　迪顿经历比较丰富，曾在很多国际著名机构和团体中任职。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年至2006年）、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2009年，迪顿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2014年4月，迪顿入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会士；2015年4月28日，迪顿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他还曾获得过其他奖项。1978年，迪顿被授予弗里茨奖章，是该奖首位获得者；2012年，因为在消费和储蓄理论以及经济福利度量方面的研究成果，迪顿获得西班牙对外银行基金会经济、金融和管理经济先锋奖。现在，安格斯·迪顿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以及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

　　今年，安格斯·迪顿凭借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而获奖。这一串议题相对冷门，似乎远离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外媒报道说，当69岁的迪顿在家中接到获奖通知电话时，他一度担心，从瑞典打来的电话可能只是恶作剧。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迪顿获奖消息时表示，他的研究将个体选择和总量产出相联系，有助于改变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他的研究）在方法上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度：基本理论、用于测试理论的统计方法、对现有数据质量的深入把握以及在产生新类型数据上的大量工作。”瑞典皇家学院的这一评论，肯定了迪顿在研究方法论和研究广度上的突破。个人消费属于微观经济学领域，而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消费从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贫困、福利又跨越了宏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说，为了设计出可以提升福利、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必须首先要理解个体的消费选择，迪顿比其他研究者更为显著地提升了这一认识。显然，迪顿的研究跨越了多个领域，并对政策研究具有较大意义。虽然其主要研究领域在微观经济学，但他对家庭行为、经济发展以及贫困、福利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迪顿把发展经济学学科带入了微观领域，把微观经济学融入了宏观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英国《金融时报》对其在消费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加赞赏。该报认为，迪顿因其在消费研究方面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发现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他的发现影响到了世界各地的政策和学术研究。“从全球不平等到对外援助”，这位学者“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一些敏感问题的辩论中，这些问题与他40年来的研究课题息息相关”。该报援引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家奥拉齐奥·阿塔纳西奥的评述称，“安格斯·迪顿是深刻理解消费行为的极少数人之一，它对消费行为的理解不仅涵盖广大个体，还涵盖时间纬度。”

　　在国内，迪顿也受到高度评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孙立坚表示，迪顿把那些不能够挖掘出的数据，通过他的方法找到了精准的信息，捕捉到问题的本质。此次获奖不仅是因为他关注的问题最棘手，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最前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讲师江艇博士也认为，迪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他开启了对于人类需求行为研究的全新局面。迪顿获奖体现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大趋势，即理论和实际的相结合。迪顿在模型与微观数据对接方面做了开创性研究，也是把总量行为和微观行为联系的典范。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说，迪顿用微观家庭的数据研究家庭的经济行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对贫苦测量有重要贡献，提供了重要指标。

　　事实上，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迪顿主要回答了三个核心问题：

　　一是消费者如何根据不同的商品分配支出？解答这个问题不仅对解释和预测消费模式十分必要，也对评估政策变化（比如改革消费税）对不同群体所享福利的影响十分关键。在1980年前后的早期研究中，迪顿发展出“近乎完美的需求体系”这一理论，用简单而灵活的方式评估整体商品价格和个人收入对每件商品价格的影响。他的理论和后来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修正现在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评估所使用的标准依据。

　　二是社会收入用于开支和留存的比例是多少？为了解释资本积累和商业周期的量级，人们有必要理解收入和消费在一段时间里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1990年左右发表的一些论文中，迪顿发现，如果从总收入和消费数据开始研究，当时通行的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真正关系。相反，应该探讨的是单一个人如何根据自己收入调整消费，而这和总收入水平的波动方式截然不同。迪顿的研究清晰揭示出，对个体数据的研究对揭开综合数据模式之谜来说是多么重要。从此以后，这一方法已被广泛用于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中。

　　三是怎样对福利和贫困问题进行衡量和研究？在最近的研究工作中，迪顿强调，对个体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测量方法可用来解释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他的研究揭示了人们在比较不同时期和地区贫困程度时所遇到的重要误区，也证明巧妙运用家庭数据有助于解释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和卡路里摄入的关系、家庭里性别歧视的程度等。迪顿对家庭问题研究的重视已经让发展经济学从单纯根据综合数据进行理论研究，升华为依据详细个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著述丰硕：探究福利与贫穷的秘密

　　以往经济学奖获得者多以某个领域的专一研究取胜，迪顿却是凭借跨越多个领域的成果获奖，他的著作也十分丰富。

　　迪顿是消费研究大家。1980年前后，他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共同推进了对不同货物的需求估算体系，这些研究可见于《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一书，此后，两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一文。他的方法和此后所作修正，已经成为实际政策评估和学术研究中的标准手段。

　　1990年左右，迪顿主导消费与收入间关系的研究，1992年，他出版了《理解消费》一书，介绍了90年代初经济学家对消费的理解。他进一步发展了诺贝尔奖得主弗朗哥·莫迪利亚尼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消费和收入之间联系的研究，以求理解收入变化如何驱动消费变化。他警告说，不要使用整个经济的汇总数据为重要决策提供依据，并且证明了解不同消费者群体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他们的年龄或收入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上世纪80年代，迪顿的研究方向还扩展到经济发展领域，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解释各种发展政策问题。1997年出版的《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一书中，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发展政策问题。他利用这种家庭调查数据方法，分析了数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性问题，他为测量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和贫困程度做出了贡献，同时经济发展的概念也从单一的收入增长扩展到包括健康福祉等方面。

　　迪顿从研究消费问题起步，由于消费是衡量贫困和生活标准的重要指标，迪顿后来又转向贫困、决定健康的因素和福利方面的研究。中信出版社曾出版他的《胜利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一书。比尔·盖茨曾评价他的著作说：“如果你想了解人类的总体福利水平为何经历了如此大的提升，可以读读迪顿的书。”

　　多年以来，安格斯·迪顿还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今年7月，他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凯斯一同发表了名为《自杀与幸福》的专栏文章。文章说，高自杀率通常被视作社会机制失败的证据，但在一些幸福感很高的国家和地区中，同样存在自杀率高企的现象。通过全球自杀数据和对幸福感的调查，文章试图解开这一谜团。

　　观点犀利：侧重应用不避交锋

　　和一般宏观经济学理论不同的是，迪顿的很多学说更侧重于经济学研究的应用。他曾表示，他的结论可以在应用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中广泛适用。确实，迪顿的研究技术性强，他的研究领域确实也直击敏感的现实世界问题，用微观计量的方法，试图解开一个又一个社会问题的谜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指导。在一般宏观经济学家埋头于如何增加收入，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理想设计时，迪顿则针对不理想的现实生活进行研究，他的许多观点也因此尖锐和富有争议。

　　近年来，迪顿的研究关注到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困。在这个领域他做出了许多贡献：指出消费资料比收入资料更可靠、更有用；提出了更有效的资料获取方式；如何消除当地物价差异影响；如何计算难以直接观察的商品和服务；如何协调个人资料和家庭资料的差异；如何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等等。对于贫穷问题，迪顿提出，贫穷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财富的不平等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时候影响是正面的有时候则相反。

　　他认为在非洲和亚洲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他揭示社会陋习，抨击社会弊病，批评国家能力的缺失和低效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迪顿一方面承认在特定的领域，如医疗领域，富国对穷国的援助值得称道，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指出，在不同情况下援助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他认为，外国援助破坏了国家自身能力的发展。他曾建议，绕过政府、直接把援助发给穷人，认为这样直接结果会好一点，特别是对政府间援助很少能到达穷人手中的国家来说。不过，他也指出，这不是最终解决办法。绕过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现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外国。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为此，迪顿提出两点具体建议，第一是对一个国家所能接受的外国援助金额与其财政收入的比例设定上限，如50%。第二是制定一份“全球公共品议程”，确保援助资金更多地被用于应对绝症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支持不仅仅向非洲捐款，更要把钱用到符合非洲利益的地方。”

　　事实上，迪顿对于不平等这一社会现象，一贯持中立态度。在他看来，“不平等是一件极为复杂之事，有利也有弊。”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迪顿表示，过度不平等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从公共服务的缺失到民主遭侵蚀。但与此同时，不平等也可以是成功的产物，比如当它们是创业成功的结果之时。“成功会导致不平等，你当然不想扼杀成功。”迪顿说。

　　迪顿跨越多领域的研究，并非只有理论上的深度，更有在现实世界中对政策制定者的实际意义。

　　不久前，世界银行刚刚宣布，为反映近十年来全球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世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一人一天1.25美元上调到1.9美元。即便如此，2012年至2015年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总数仍为7.02亿。“关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就好像是在森林中捕猎一头独角兽”，迪顿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不确定世行在这方面投入这么大精力是否明智。”他认为贫困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并举印度为例：该国的人均收入已大幅升高，但国民教育和健康状况仍经常令人沮丧。

　　此外，安格斯·迪顿在连线采访时说，在贫穷国家实施减贫措施将缓解正在发生的难民危机，但从很长的时期来看，这也并非治本之道。在他看来，在欧洲出现的大规模移民和愈演愈烈的难民潮，是几百年来不平衡发展的结果。迪顿在接受采访中表示，“我们并没有走出贫困的森林，对于地球上许多人来说，情况糟糕极了。”他说，贫困问题目前仍然非常严峻，自己也不想做一名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因为现在世界上仍有很多成年人和孩子身处贫困当中。

　　此外，有报道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卢现祥认为，迪顿的研究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内需不足。消费和收入到底是什么关系？迪顿对消费和收入关系的研究采集了许多微观数据，对于研究如何扩大内需、研究转型时期的消费行为具有启发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扬表示，目前中国很多反贫困政策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以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可以借鉴迪顿的研究成果，在“保户”和“保人”之间做出更加科学的权衡取舍，提高低保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精准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