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研究幸福感的。但是，放眼全球，当繁荣与平等愈发成对立之势，财富愈发向少数人集中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以提升人类幸福感指数为天职的经济学家跑哪儿去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安格斯迪顿的名字被宣布之后，很多人点头称是：意料之外，但应该是他！

　　诺奖授予迪顿先生的意义在于，引导人们把目光投向全球财富在分配上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引起的贫困化，引发各国反思在提升国民幸福和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行为和政策得失；而迪顿基于实证和计量的研究方法对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启发和鼓励。

　　迪顿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在于对微观个体的计量研究，在方法论上给当下现实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各国在推进经济复苏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应考虑到微观层面的饱和度。经济复苏要创造有效需求，但是不能单纯地通过量化宽松这样的政策。当前各国央行都在利用宽松货币政策来帮助企业和消费群体解决债务融资问题，却没有关注到，世界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更多来自微观层面，比如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这导致由于市场需求不足而造成企业家投资动力不足。这不是宏观资金成本的问题，而是消费者没有足够资金去消费。如果在实施政策时没有注意到微观层面的问题，会导致一边是流动性过剩，一边是经济运行乏力，造成资源浪费，贫富差距更大。

　　另一方面的启示在解决全球贫困化问题上。这既是有关人类的尊严和平等问题，也牵涉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今年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之年。据说目标提前完成，但目前全球仍有7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之下。就像迪顿所说，我们并没有走出贫困的森林，对于地球上许多人类来说，情况糟糕极了。

　　此间经济学界在总结迪顿对于贫困研究的方法论上认为，他对于贫困的研究确实是独到的，主要表现在，他作为微观计量经济学家，对微观数据的分析，特别是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他的研究报告清晰揭示出，个体数据的研究对于揭开综合数据模式之谜来说是多么重要。而这些，恐怕正是眼下中国学者或智库对贫困化的研究所缺乏的。虽然一些学者开始付诸实践，但目前对于中国贫困个人和家庭的研究不足，一个重要原因应该仍是真实微观数据不足导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迪顿还提出，一个国家要摆脱贫困，要靠自己，特别是政府。他认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民众之间要建立一个互相沟通、互相信任的机制，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优质的公共服务渠道。在这番论述中，迪顿曾夸赞道，中国获得外部援助是很少的，但中国的脱贫速度却是非常快的。

　　但应当看到，我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距离2020年的截止期限目前仅剩6年。在这个过程中，各级政府如何提供一个优质的公共服务渠道，是一个现实课题。就在迪顿获奖同一天，国家审计署曝光的广西马山扶贫事件让我们对扶贫的艰巨性有了更深切的感触，对于一些基层政府能否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不得不产生质疑：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该县将收入低于国家标准2272人认定为脱贫。这个事件从反面说明，为贫困者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渠道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