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日本战犯在他们曾阴谋策划侵略战争的东京接受审判，这场审判拥有扎实的法理基础，并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其正义性不容置疑，”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席向隆万日前在上海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如是说。

　　１９４６年１月，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并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开始，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结束，对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向隆万的父亲向哲濬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

　　近年来，有日本右翼否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与合法性，甚至妄言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对此，向隆万直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过是东京审判的历史现实条件，这场审判，拥有坚实的法理基础。

　　“东京审判以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签字承认的诸多国际公约为基础，如《巴黎非战公约》、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等，也依据《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这些文件都有要求审判战犯的内容，日本投降书、天皇投降诏书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相关条款。”

　　向隆万说，在审判程序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被告人首先进行无罪推定，检方起诉后，控辩双方提出人证和书面证据，并进行充分辩论；法官从双方提供的证据中进行有选择的采纳，在此基础上最终作出量刑与判决。东京审判是一场合乎法律的、公平公正的文明审判。

　　“辩方律师对控方证据‘鸡蛋里挑骨头’，法庭对证据严格筛选，１１名法官中甚至有一人坚持认为战犯无罪……这些事实，都在当年庭审记录中清晰体现，法庭为战犯定罪的依据确凿，其罪名绝非战胜国强加在他们头上，审判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

　　“直到今天，想要驳斥日本右翼，要靠坚实证据，而不能‘隔空对骂’，”向隆万一再强调证据之重要。

　　他说，因战时客观条件限制，日方有意销毁罪证，寻找人证物证非常不易。为搜集证据，向哲濬和他的同事不畏艰辛，往来东京与国内实地寻找，只为揭露被告的谎言与伪证。

　　中国检察官倪征（日旁加奥）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已把自身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

　　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曾扬言“和中国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却被中国检察官３天里诘问近５００次，颠倒是非的狡辩无力而苍白。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嗜血好战的板垣被送上绞刑架。

　　“重读当年庭审记录一字一句，我们会发现，中国检察官对辩方、被告很少有夹杂个人情绪的批判，而是严格依据证据，用语都很文雅，这都体现了东京审判的文明性。”

　　板垣征四郎被绞死的同一天，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等其他６名甲级战犯也因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被判决处以绞刑，１６名甲级战犯被判终身监禁。

　　“（东京审判）证据经严格筛选，辩论充分，量刑更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铁案如山，翻案，是妄想！”这就是向隆万对否认、质疑东京审判言论的坚定回应。

　　“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东京审判后，向哲濬曾这样感言。

　　在向隆万看来，父亲的话足以证明，东京审判是一场正义对罪恶的成功审判。

　　不过，东京审判的落实，却令向隆万不无遗憾。“东京审判‘生不逢时’，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冷战因素，包括岸信介在内的大批战犯竟然逃脱审判，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未能彻底肃清，成为威胁地区和平发展的隐患。”

　　２００５年，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之际，学术界和媒体将目光投向东京审判。向隆万告诉记者，国家已投入资金支持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东京审判研究逐步走出此前被边缘化的局面。

　　“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论甚嚣尘上，我们更要加快挖掘整理史实资料。”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已将东京审判的电报、日记、庭审记录和证据文献集成等重要资料收集、整理并付梓出版，为国内外学术界深入研究东京审判提供宝贵的基础性史料。

　　向隆万说：“今后的东京审判研究，需要历史、法学及国际关系三大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参与，更需要有历史责任感的热情志愿者。我们要让东京审判的正义声音响彻寰宇，也是希望中日两国共同记取历史教训，避免相互伤害，越是为了友好，越要厘清历史真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