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层级来看，市级和区县债务同步下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截至2014年6月30日，市级层面债务下降600亿，区县层面债务下降500亿，区县的债务压力得以缓解。
此前，重庆市区县政府的债务压力较大。审计报告显示，2012年末重庆一类债务债务率超过100%的区县数量有11个，占到重庆区县数量的28.94%。换言之，重庆辖区内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区县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无法覆盖债务余额，风险较大。削减债务后，预警区县数量由11个减少到5个。
减债方法论：土地储备稀释地方债
与其他省份类似，融资平台是重庆举借政府性债务的主体。根据2013年6月份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重庆市融资平台举借的债务占到政府性债务余额的60%。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重庆化解债务方案由财政局和国资委牵头实施，选择辖区内的融资平台削减债务。
多位融资平台公司人士表示，当地主要在2014年上半年化解债务。这从数据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本报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2013年下半年、2014年上半年、2014年下半年三个时段内，重庆市化解的债务量分别为430亿、743亿、273亿。2014年上半年化解的债务是其他两个时间段的总和。
在59个重庆区县级融资平台中，有18个融资平台的有息负债在2014年上半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占比近三分之一。这一数据由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wind整理。市级融资平台层面，重庆城投集团的债务化解较为显著，其有息债务从2013年年底的574亿下降至2014年6月末的544亿，同期资产负债率由57.28%降低至52.55%。
“去年我们通过卖地收入提前偿还了100亿的银行贷款。”城投集团的一位人士表示。一位区县平台的财务负责人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去年债务下降是因为有一块地挂牌成功，回笼资金比较多，因而还了一些银行贷款。”
一些平台公司则通过出售股权的方式化解债务。去年8月，重庆市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高速集团)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下属四个公司30%-100%的股权，其中两个公司的股权超过51%。按照现行会计准则，51%的股权卖出后，下属企业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资产和负债一并由受让方承接。如果运作成功，高速集团剥离负债的同时也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
“还没有转让成功。”高速集团的一位高层4月中旬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去年确实在准备做，但后来因为国资大额转让，评估方式、转让时机都需要考虑，而现在财务成本在下降，所以怎么转还需要慎重。”
“减少债务，重庆使用了一个组合拳，而不是通过某一种方式来解决。”前述研究地方债的专家表示，“因为市政府把减债作为考核区县的一个目标，各个区县都想办法来化解债务。”他介绍，债务重组、融资平台整合削减债务的手法也在使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显示，在诸多的减债措施中，土地出让是最为核心的一条减债措施。“实际上，重庆搞的就是土地财政，不论几大投，所有的基础都在土地上。”前述研究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管是资产打包，还是化解债务，基本上都在做土地的文章。”
而重庆能够通过卖地化解债务亦有其特殊性。一般而言，城市土地由专门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整治，政府则将土地储备注入融资平台。而重庆市级融资平台早在13年前就开始收储土地，平台公司和政府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
以市级平台为例，城投集团和地产集团分别从2002年、2004年开始收储土地，其他几个市级平台也相继被授予相关领域的土地收储的职能。至2013年年末，地产集团和城投集团拥有的土地储备面积分别为11万亩和8万亩，其他市级平台也拥有1-4万亩不等的土地储备。这也是重庆得以化解融资平台债务的基础。
在2013年的两会上，黄奇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在2002年就储备了40万亩土地，扣掉成本，储备土地卖掉部分就能获得几千亿的资金。”黄奇帆认为，通过卖掉储备土地，能够将重庆当时5600亿的债务减少至2600亿。
这一减债设想最终在2014年运作。而2014年重庆相对不错的土地出让市场为重庆化解政府性债务提供了外部保障。数据显示，2014年重庆的土地出让金为1665亿，同比增长9.5%。这一增速高出全国平均增速6.2个百分点。
此外，相对较为集中的投融资管理权力在债务化解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大多城市的融资平台的股东呈多元化的态势，财政部门、国资委、金融办、交通部门、环保部门等都有可能是融资平台的股东。与其他省份相比，重庆市级融资平台的权属相对单一，股东基本为重庆市国资委。因此，在重庆化解债务过程中，主要由当地财政局和国资委负责，部门之间协调的难度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