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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约翰内斯堡：我走向全球的起点

迁到约翰内斯堡让我离开了赞比亚。赞比亚是个小国，人也懒洋洋的，那里摆脱白人统治的进程总体上也很平和。可我现在来到了非洲的经济中心，这里的种族冲突正处于剧烈的漩涡里。
　　南非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最大、最富有生机的经济强国，约翰内斯堡至今依然是非洲的金融中心，但这个国家却是非洲大陆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顽固反对让人口占多数的黑人执政的国家之一。这里的政治气氛非常恶劣，对此我事先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让公司确保我在南非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因为我担心在开普敦大学参与过的政治活动会对我有影响。
　　我到这里的时候，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已经在全世界发展得如火如荼，而且1976年夏天还爆发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索韦托骚乱，死了几百人。我只是个年轻的商人，在这样一种不利的环境中发展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
　　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但回首往事时我发现在南非的九年是我的家庭生活最幸福的时期。其标志是，1978年我亲爱的女儿卡拉出生了。
　　我先是在约翰内斯堡可乐装瓶厂的总经理手下做助理。这是世界上可口可乐公司直属的最大的装瓶公司。我的职责范围界定得不是很具体。我这个职务是阿尔?基里恩安排的，实际上是搞培训工作，这是可口可乐公司第一次在南非安排这样的工作岗位。
　　开始的时候，南非的白人对厂里的管理人员态度非常冷淡。他们都是到非洲来的荷兰人后裔，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个英国人，不是爱尔兰人。他们的前辈曾和英国人打过两年的仗，虽说是几十年前的事，但战争在他们心头造成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我到任三个月之后，公司配备的车还没到，无奈只好开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车跑来跑去。不管我下达什么指令，那些荷兰血统的白人一定对着干，以此来显示他们的力量。
　　后来是一场橄榄球赛打破了坚冰。当时我为一家讲英语的橄榄球俱乐部打球。公司里的两名南非白人，都是高管人员，看了我在伊利斯帕克体育场和他们喜爱的一支球队之间的一场比赛。第二天，公司里的气氛完全变了个样，南非白人赞扬了我在场上的表现，都在议论那场比赛。之后不久，我的新车也到了。橄榄球在南非白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南非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就深知这一点，他当选后不久就向南非的白人橄榄球队抛出了橄榄枝，他明白这有助于国家的团结。这件事在影片《成事在人》中有淋漓尽致的诠释。在这部片子里，曼德拉和球队队长之间建立的友谊成了体现人类领导艺术和民族和解的大事之一。
　　我到装瓶厂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检查库存管理情况，这是件棘手的活儿。在厂里有很多部门为了保持账目的收支平衡会造假账，而库存管理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在当时，可口可乐的包装大多都是玻璃瓶，造价很高。所以，很多零售商都收押金。顾客每买一瓶可乐，支付的费用里就包含着瓶子的押金，喝完后把空瓶子送回来，店主就退回押金。所以，厂里总有一定数量的瓶子被盗。有些雇员把空瓶子偷走，轻而易举地就能在外面换押金赚钱。另外，在生产过程中装车的时候，瓶子也会有破损。我的任务就是要查明瓶子出现损失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开始深挖问题的根源，制定了严格的检查程序，比如每天称一下破损瓶子的重量，算出碎了多少只瓶子。三个月之后，我挖出了一个造假团伙。一些人因此被解雇，但公司的损失下降了六成。厂里每天要使用近百万只瓶子，所以这是个不小的功绩。后来我说，成功的装瓶厂不能浪费一分钱，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第一次任务的出色完成，让我获得了总经理弗雷德?梅耶尔的信任。他是德国血统的南非人。接下来，我又接受了一系列类似的棘手工作。九个月之后工厂高层进行了一次大改组，负责南非全国可口可乐业务的伊恩?威尔森被调去了加拿大，他也是个南非人，接替他的是梅耶尔。
　　装瓶厂新来的总经理是内维尔?科基曼。我成了公司的营销经理，这个位置责任重大，弄不好就会招致非议，通常是由来自德班或比勒陀利亚的营销经理才有资格坐上这个位置。我晋升之后，德班那边的营销经理便辞职不干了（但我俩依然是好朋友）。这就少了一些麻烦，因为约翰内斯堡这边的销售总经理归我管，他向我表示他要挤掉德班的营销经理。于是，我就让他去了德班。就这样，内维尔一世，这是后来人们给科基曼的冠名，和内维尔二世（就是我）在工作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又有了一位良师益友。
　　我永远不能忘怀在约翰内斯堡的厂里第一次对全体营销人员讲话时的情景。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当时，营销团队共有300人，到会的是其中60名资深人员，他们全来了。我当时才三十一岁，是会议室里年龄最小的一个。谢天谢地，我是站在一个讲台的后面讲话，我紧紧地抓住台子，因为我两腿发软。我站在那儿唠叨着，先是右腿打颤，接着是左腿，两条腿换来换去地抖动，这就叫怯场。我这人一辈子都这样，随着岁月的推移后来好了一些，但这个毛病始终没能彻底消除。我的助理当时也看出我有些紧张，因为讲话之前我不停地去卫生间。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一段不平坦，但又令人愉快的时期。回首往事，这段岁月非常重要，它造就了我。有一次，可口可乐的总裁卢克?史密斯来约翰内斯堡视察。我自豪地让他看了一段新录制的泰波饮料电视广告，这是可口可乐新开发的一种低热量饮料。画面上有两个漂亮的女士在打网球。
　　“这广告不能用。”史密斯对我说。我不解其中的缘故，他说那两个女士中有一个用的是威尔逊牌的球拍。威尔逊当时是百事可乐下属的一个公司，可我还是不明白。他告诉我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可口可乐的高管们当时甚至在正式的备忘录里称百事可乐是“仿造品”。这是个典型的例证，说明公司在海外的基地是何等的孤陋寡闻，对世界范围内的事是何等的不了解。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接触到了很多优秀人物，能与这些人共事是我的荣幸。鲍勃?杜?普莱西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位南非白人，我到约翰内斯堡的最初几周他一直对我很冷淡。我在约翰内斯堡装瓶厂就是接替他的职务做了营销经理。他在这里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从普通的推销员一路干到厂里的高管，任何假账都瞒不过他的眼睛。此人很讲信誉，在交接工作的时候，他领着我转了足有一百家销售业绩比较好的店铺，对我的工作很支持，还指点我该如何与那些人打交道。他告诉我，最基本的做法是要和蔼客气，但要保持立场，每隔一段时间给他们打打折。那时候，连锁经营的大型超市才刚刚出现，还不是我们的主要客户。我们供货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在大街拐角处的便利店，这些店铺每周营业七天，是家庭开办的，大都是希腊人或葡萄牙人开的。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参加鲍勃每周四晚上召集的网球比赛，比赛在他家的球场上进行，有泛光灯照明。体育最能展示一个人的品质。一次，沃伦?巴菲特提议：“只要球压在线上，就算出界。”而杜?普莱西斯说：“那得是对手的球压线才行。”杜?普莱西斯或许是我打球遇到的唯一个双发失误后还要再发一次球的人，因为他发球总是准备不足。
　　杜?普莱西斯晋升为负责整个南非市场营销的头儿。要说在广告宣传方面他算不上有什么特长，但他为人机敏，还有些顽皮。当时，我们刚推出了一款可回收的五百毫升的饮料瓶，外带一个可以重复封口的杯子。这是个不错的发明，市场反应非常好。我常和杜?普莱西斯一起用午餐。有一回，他约我早几分钟出来说是要审查一段宣传这种新型瓶装产品优点的广告词。广告公司事先给他送来了一份设计方案，他觉得这个方案没能突出重新封口这一大的特点，显得很平庸。我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这条广告得好好斟酌一下。结果，面对广告公司巧舌如簧的解释，颇有身份的杜?普莱西斯根本不屑一顾。他听了一会儿那些夸张性的套语，然后说了一句：“这条广告就是垃圾。你说呢，内维尔？”我咕哝着表示同意，但避免使用他那种粗鲁的话（我不会使用的语言）。广告公司负责接待客户的主管听后又犯了一个大忌，他辩护说这是按可口可乐公司的旨意办的。“那就让我再给你个旨意吧，”杜?普莱西斯急了，“看见那盖儿了吗？旨意就在这儿。给你24小时，把广告给我改好拿回来。到时候你得把那个盖儿突出来，吹成是狗的睾丸。懂了吗？把它吹成狗的睾丸。”广告公司的来人吓得手足无措。杜?普西斯又吼了一嗓子：“只给24小时，过期不候。”广告公司的人走了之后，他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可不是我的风格，但人必须懂得遇到困境如何去做。广告第二天如期送了过来，修改后的版本非常出色。
　　作为营销经理，我必须经常查看约翰内斯堡所有的店铺，包括像索韦托这样黑人居住的周边小镇。在施行种族隔离的年代，南非的黑人和混血儿总会想方设法离开他们的居住区到约翰内斯堡的其他地方去打工，但在晚上宵禁开始之前，必须赶回他们的住处，而且他们还得持有通行证。
　　法律规定，黑人只能喝一种带酒精的饮料，是一种用玉米酿成的叫“游目睽木波西”的啤酒。不过，警方对这项法律的执行力度并不严。黑人区到处都是无证经营的叫作水滨的小酒馆，都是普通人家开的。这些酒馆出售常规饮料，一般只有十到十二个座位，这里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是威士忌掺可口可乐。所以，我们就安排了销售代理，专门为这些水滨供货，这和酒贩子一样，雇人通过非法渠道推销我们的产品。在种族隔离的国家里这是商业运营的典型做法。
　　我想感受一下这种市场的氛围，但这些卖私酒的水滨只有到了晚上六七点钟，人们干完一天的活儿下班之后才真正开始忙碌，可按法律规定，我持有的去黑人区的许可证每天只能呆到下午五点钟。所以，我只能偶尔超时在黑人区里光顾一下水滨，和店主还有顾客们聊聊。我是个白人，宵禁开始之后还在水滨里东扯西扯的，严格地讲属违法行为。但那些人很欢迎我，而且毫无顾忌地和我谈论政治以及铲除种族隔离的办法。我百感交集，我到这里来本是为做生意，但却上了宝贵的政治课。
　　1975年圣诞节前的晚上，我和公司的一帮人到阳光公园酒店放松了一把。因为圣诞节期间让人忙得透不过气来，一年虽有十二个月，但这一个月就能占到公司全年销售额的百分之十七，是夏季和圣诞节的双重销售高峰。繁忙的商业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圣诞节之前。那天晚上也算是年底，我们的销售额创了记录，大家高兴地庆祝了一番。一会儿，又来了一些朋友，我们聚集了一大帮人，站在草坪上遥望着约翰内斯堡美丽富饶的郊区。
　　不一会儿，大家的话题转到了政治上。有些人认为眼下的政治气氛很紧张，但多数人不这么看。我根据自己在索韦托的所见所闻提出，我们也许即将面临又一次沙佩维尔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1960年3月，当时南非的警察向和平示威的黑人开枪，打死了六十多人。有人当场就质问我：“你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郁郁葱葱的北部郊区和一片片修剪整齐的花园以及游泳池，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别墅很快将会大幅贬值，所以我要卖掉自己的宅子，以后租房子住，趁着眼下的房地产生意行情还说得过去，我要保住自己的收入。
　　尽管我对帕梅拉说我只是有这么个想法，但在圣诞节的前一夜说出这样的话，可算不上是什么好的圣诞礼物。到了1月31日我真的把房子推向了市场，1976年6月2日，房子卖出去了。
　　四天之后，索韦托爆发了骚乱。事情的起因是南非发布了一条法律，强行规定在种族隔离的黑人学校里一半的课程要用南非荷兰语讲授，以前的规定是所有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这引起了黑人的愤怒，因为南非荷兰语被普遍认为是白人统治者使用的语言。
　　6月6日，我和一位推销员来到索韦托。此行我们称之为“查线”，即查看市场的动向，那位推销员只要进行正常的工作就行。当时，示威活动正在升级，学校的联合抵制运动也愈演愈烈，他们的口号是 “没有自由就不开课”。我先是看到远处出现了几处示威的人群，接着又看到一英里开外的一座山上有更多的人在抗议。一位好心的店主催我快点离开，因为发生了暴乱，人们在焚烧汽车。但我们还是又去了几处地方，一路还好，没出事。我们正常的路线正好要经过有骚乱的地方，所以我们从别处出了城。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遇到了一群开着防暴车辆的南非警察。他们草草地看了看我的通行证，对我说这是个“不好的日子”，说我这时候来这里简直是疯了。那天，直到看了晚七点的新闻之后，我才知道发生了大事。南非的局面出现了大的变化。那次，种族冲突的双方都有无辜的人丧生。南非因此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种族隔离制度岌岌可危了。
　　每隔一两个月我就要到水滨去看看。接下来再去的时候发现气氛完全变了。“你来这儿干吗？”酒馆儿的老板问我。我觉察到我们之间有种紧张感，而且越来越强烈。晚餐聚会的时候我为此事抱怨了几句，我的同事们说我不是真正的南非人，所以不了解他们的国情。这些同事对黑人的信仰和这次索韦托骚乱有着强烈的不满。我问他们是否去过索韦托，他们说没有。这样的回答很合逻辑，因为法律禁止白人到那里去。但这种现象反映出一个问题，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对话就如同聋子和聋子之间的对话。很多白人根本听不进黑人真正的想法，他们回避现实，一味重复他们的陈词滥调，即支持种族隔离。而现实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种族隔离越来越强烈的对抗情绪也让可口可乐公司付出了代价。我们的卡车司机成了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有一位司机在索韦托遭到抢劫之后被枪打死。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到场的只有我一个白人，明显感觉到周围的人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恨我，但同时又对我不顾危险前来表示钦佩。最后，可口可乐只好雇用承包商用没有公司标志的卡车为我们往黑人区送货。
　　南非是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所以公司在这里投资巨大。1974年，里维兰德?利昂?沙利文发起了一场劳工运动，在南非的劳动力市场推行种族平等。沙利文是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是位美国黑人。可口可乐在1976年的下半年也随之采纳了同样的原则，但后来表明公司的这一做法力度不够大，而且行动得也太晚。到了1986年我离开公司之后，可口可乐公司为了抗议南非政府顽固坚持种族隔离政策，不惜承受人力和经济上的损失，而撤出了南非市场。
　　在约翰内斯堡的装瓶厂搞了两年营销之后，我被任命为南非境内所有三家可口可乐公司直属装瓶厂的营销总管。这三家工厂分别在约翰内斯堡、德班和比勒陀利亚。这次晋升让我遭遇了更大的挑战。
　　其实，在这个新位置上我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三家公司都有自己的营销经理。所以，我从心底里认为根本没必要设这个职务。但是，亚历克斯?里德说服我接受了这项任命。亚历克斯原来是约翰内斯堡装瓶厂技术部的经理，现在得到新的任命，统管全南非的装瓶业务，可他对营销一窍不通，而我在这方面是轻车熟路，所以我的任务是帮他熟悉这方面的业务。但是，干了八个月之后，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累赘。只要涉及到营销，事无巨细在报可口可乐总部之前都要从我这过一遍。这种工作没任何效果，我很不满意。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好像整天就是装出一副在那儿工作的样子。于是，我写了一张条子，请求亚历克斯撤销我这个位置。也许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搞“写来写去没任何成果”的文字工作，但我喜欢的是能干出业绩的工作。他批准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被调去当南非的营销副总经理，总部在约翰内斯堡，平生首次为可口可乐搞特许经营。
　　可还是一样，这个职务也很别扭。我是营销总经理手下唯一的直接下属，公司里其他部门的领导，比如广告部、营销部、市场调查部等等，都是我的下属。好在这只是个过渡性的职务，因为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一个为时十五周的管理培训班。回来之后，我将升任主管整个南非营销的总领导。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大的人事变动。
　　当时我遇到一个大变故，那就是在我动身去哈佛之前，我的父亲在北爱尔兰去世了。父亲从赞比亚回了国，还在母亲去世之后娶了帕迪?格林的遗孀。帕迪是父亲的同事，1954年在我们刚到赞比亚的时候很照顾我们，他年轻的时候死于心脏病，之后是父亲帮着养大了他的两个儿子。他这两个儿子就像是我的亲弟弟，根本没有“收养”的感觉。我们现在的关系也很密切。我还把侄女玛丽过继了过来，在她的眼里我是她的好父亲。
　　1976年的秋天我是在哈佛的商学院度过的，这是我第二次到美国。头一次是同年的早些时候乘火车去亚特兰大。当时我只是觉得美国幅员辽阔、地貌多样，但这一次，哈佛让我明显感受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我选择到金融财会速成班学习，因为我以前没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虽然在赞比亚的时候也读过这方面的书，但那毕竟是自学。
　　在哈佛大学的班级里我年龄最小，同学们的资历和阅历让我自叹不如。他们大都是已经进入最高管理层的专家级人物，类似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首席工程师这样的人物。
　　对我来说，这次工商管理培训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确信在那时没人看得出我会是可口可乐将来的兼首席执行官。可是，在这个知识最渊博的群体里我却把自己排在了首位，因为我明白在这里收获最大的人一定是我。
　　我知道，毕业以后会有更多的挑战，其中有一项是早就为我设计好了的，那就是我会被提拔到营销总管的位子上。所以，当时任可口可乐南非地区总经理的弗雷德?梅耶尔后来和我通电话，告诉我要我出任约翰内斯堡可口可乐装瓶公司的总经理时，我颇感诧异。但是我仍立刻接受了任命，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职务，尤其是在当时。可口可乐从南非啤酒公司手里买下史威士公司的产业，其中还包括南非啤酒公司的一些品牌的冠名权，我来哈佛之前还参与过这件事情的一些工作。所以，我的工作将包括把这些新产业融入到可口可乐公司的运营中来。这个挑战将意味着公司的变革，因为上一年可口可乐在约翰内斯堡的市场份额有些缩水。我马上打电话把事情告诉了帕梅拉，她当时要来波士顿和我一起过感恩节。这可要好好庆祝一下。我又要以装瓶厂商的身份回到产业的特许经营圈子里了，这样的工作让我兴奋不已。
　　我把办公室安排在了约翰内斯堡市中心附近一片工业区内的厂子里，办公的时候能听到装瓶生产线工作的声音。当时的我三十三岁，主管着两家工厂，手下有一千七百多名员工。虽说公司的总部离我只有几英里远，但我相当于经营着“自己”的独立产业。不过，当关上办公室的门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是这里的头儿，尤其是一想到以前的很多同事都要向我汇报工作，而且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常常会有一种孤独感在心头弥漫。
　　可口可乐公司把罐装的原浆运来，我们再配上苏打水勾兑成饮料，然后装瓶。原浆的配方属于绝密，在世界各地分几个点制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还曾为百事可乐装瓶，这是因为南非啤酒公司终止了与百事可乐联营的经销权。百事可乐公司为此还以反垄断法的理由在美国进行了起诉。为了能让自己的产品能够继续进入约翰内斯堡，他们不得已和我们做了这笔交易，就这样我接手了为百事可乐品牌装瓶的活儿。
　　作为企业经营者，我曾面临过许多挑战，其中有两件事极为棘手。第一件是和史威士公司的磨合。尽管从技术角度讲这属于两家公司合并，但可口可乐在合并后的公司里拥有百分之八十二的股权。为了避免职务重复，公司进行了机构精简，结果第一轮调整下来，原可口可乐的经理们几乎把持了所有关键部门。到第二轮调整的时候，我想尽量保留一些史威士公司的部门经理，在一些位置上我特意选了一些地位稍低的史威士公司经理出任主管，想以此纠正我认为自身存在的偏袒可口可乐员工的做法。结果，我犯了个大错误。这些人中只有一个在岗位上待的时间超过了一年，因为史威士公司原来的文化氛围与我们不同，而我们还在按可口可乐的方式行事，没考虑建立一种让双方都能适应的企业文化（这一点我还是到后来才搞懂的）。
　　第二件让我头痛的事是对沙利文规章的执行。沙利文规章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们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一致通过的，但违反了大多数南非籍管理人员的意愿，有的规章甚至违反了南非的法律，当然，这大概正是里维兰德?沙利文的意图。例如，沙利文规章中规定员工得共用卫生间和餐厅，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要求不同肤色的人使用的卫生间和餐厅必须是分开的，还规定里面的设备要一样。实际上，分开是分开了，但有色人种使用的设备质量相当低劣。从客观角度讲，执行沙利文规章没什么难的，只要把原来的卫生间和餐厅改建一下就行，但是执行起来却会遇到诸多的挑战。比如说，南非的种族分类方式非常乱，有时候同一个家庭的孩子会因为肤色的深浅程度或头发的卷曲程度不同而被划分成不同的种族。而我们的雇员有两种：一是部门经理，他们按月取酬，再就是普通工人，他们每周领一次报酬。普通工人全是白人，而经理们一半是白人，另一半是有色人种，其中有一部分是亚洲人。所以关于种族隔离工作的执行就异常困难。
　　另外，沙利文规章的宗旨和字面含义，我必须一丝不苟地维护。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白人女工悄悄地跑到街对面一家公司的隔离卫生间去方便。我就试着让手下的管理人员先在餐厅里做表率，让不同肤色的人故意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一天，人力资源部的经理跑来告诉我，说有人贿赂餐厅的黑人服务员，让他们专门藏好一些碟子供一拨儿人专用（而且刷的时候也要分开）。我还以为这些盘子是给白人留的，但是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些盘子的底部都抹了一些指甲油做标志，是那些亚洲人留着用的。
　　接下来，政府的检察官就登门了。他们找到我，一条条地列举我们违反了哪些种族隔离的法律条款，还说要罚款，而且我本人也得坐牢。我只能承认违了法，拉着他们的手求情，表示下不为例。实际上，种族隔离制度正在土崩瓦解，当时要逮捕或囚禁一位可口可乐的高管是会引发国际事件的。还有，虽然南非政府的法律对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分了类，列出了哪些工作只允许白人做，但这些规定有很多空子可钻，因此，不但外国公司，就连南非本国的公司也经常违反这样的法规。所以，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不得不重新通过新的立法强化这些规定。
　　我尽自己所能想改变一下员工的种族比例，于是就破天荒地在南非雇用了首位黑人营销经理，名叫欧内斯特?姆楚努。虽说可口可乐早已开始雇用黑人推销员，但经销经理却是清一色的白人，就连管辖黑人社区的经理也无一例外。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曾经和欧内斯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服装连锁店里一起打过工，知道他有搞管理的潜能。自从可口可乐决定采纳沙利文规章之后，就雇用了欧内斯特做公关干事，在这个阶层的雇员中基本上也就他这一张黑面孔。公司有事经常把他推出去，这是一种炫耀方式，让人们看看可口可乐的白领里有黑人。虽说他的职衔很响亮，但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手下也没有员工。我觉得根据他的能力应该干一些更重要的工作，于是就把他弄来做经理，负责索韦托那边的推销。
　　而对欧内斯特来说这是个苦差事。搞公关可以坐在约翰内斯堡最好的饭店里用餐，到亚特兰大的时候还可以见见可口可乐最上层的官员和贵宾，可做推销经理得动真格的。开始的时候他拒绝我的邀请，我就对他讲：“你被利用了，欧内斯特。你是甘心做白人的驯服工具呢，还是想搞一番事业？你现在不来我这儿积累点工作经验，就永远别想进入管理层。”后来我又和他的妻子深谈此事，他终于答应了。遗憾的是，我离开南非之后，接替我的人思想守旧，和欧内斯特处不来，于是，欧内斯特便转投了百事可乐到乌干达发展去了。他已经积累了管理经验，所以在饮料行业的身价大增。
　　在南非，我首次见识到了政府施行的物价控制策略，看到了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进行的干预而带来的古怪后果。
　　那时候，南非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强行干预物价。其实，要想有效地稳住物价，关键的一点是让市场保持健康的竞争秩序。南非不然，哪家公司要想抬价，首先要向政府部门提交一份详细的盈亏说明，但可口可乐并不认同这个做法。说来也怪，这反倒让我们大大挣了一笔。
　　有几家小型的饮料公司，他们的市场份额极为有限。其中有一家叫戈德堡-泽弗特，在南非拥有七喜品牌的经销权。他们的营销策略是保持饮料的价位比可口可乐低百分之十五，所以利润极低。结果，他们总是第一个跑到政府那里要求提价。
　　可口可乐的利润空间原本就不错，但每当政府批准他们提一次价，自然也就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价格底限。如果政府不允许提价，那么像戈德堡-泽弗特这样的小买卖就只能关门倒闭。
　　摆在政府官僚面前的选择很简单：是看着那些小打小闹的商家出局呢，还是允许涨价看着大玩家们继续牟取高利润呢？这个难题很有意思，也充分说明政府插手市场的自然秩序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南非的大多数消费者在饮料上花的钱不是少了，反而更多了。这就是政府干预物价的措施很少奏效的原因。
　　我到约翰内斯堡的第一天就有种感觉，我在这儿的工作只是个过渡，如果顺利，它会让我从非洲走向世界。任总经理之后大约一年左右，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一天，我接到伊恩?威尔森的电话，他当时在亚特兰大，司职可口可乐在亚洲区的工作。威尔森在可口可乐算得上是位功成名就的大明星，经常陪着可口可乐德高望重的元老罗伯特?W?伍德拉夫在南乔治亚岛的种植园捕鸟什么的。每当威尔森过生日，伍德拉夫还给他捎去玫瑰。不过，伍德拉夫对可口可乐最高层的圈内人士都这样。
　　“内维尔，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到南非以外的地方工作？”威尔森问。我说准备不足，最好先在装瓶厂再干一段时间，等经验丰富之后再离开。“那就等你准备好了，到时候告诉我。” 他这样对我说。
　　1979年晚些时候，公司高层对我这一年的业绩进行评估后，让我掌管整个非洲南部的装瓶厂。我拒绝了，因为我已经做好了离开南非的准备，要到世界的大舞台上一试身手。我给亚特兰大的威尔森打了电话，于是，他给北林荫道的总部通了气，1980年春天，我被召到了亚特兰大，威尔森任命我为可口可乐驻澳大利亚的总经理。
　　悉尼只有一家公司直属的装瓶厂归我管理，其他的装瓶厂家都属于私人特许经营。所以，我的管理范围很有限，但上面承诺一年之内让我做整个大区的总裁，范围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周边的岛屿。这是可口可乐在全球范围内十八个大区中的一个。我先从亚特兰大飞到纽约拿了签证，然后赴澳大利亚做就职演讲。在那一周里，我几乎围着世界飞了一圈儿。从约翰内斯堡到亚特兰大，从亚特兰大到纽约，从纽约到悉尼，再从悉尼飞回约翰内斯堡。
　　离开南非时我很伤心，我一直爱着这个国家，我是在这个国家真正长大成人的。帕梅拉也同样恋恋不舍，不愿离开这块“我们的”大陆，她毕竟也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六年。现在我们每年都要回非洲一次，并资助那里很多非政府组织。
　　我们于1980年初搬到了悉尼，当时卡拉才两岁。悉尼的市容让我想到了南非。在我看来，世界上有五个最美丽的城市，悉尼和开普敦都在其中。我们找房子的时候有个美好的想法，住得要靠海，每天上午可以到海滩上去，游游泳或是干点别的什么。但后来发现，要买这样的房子，我们手头的钱还差五十万美元。最后，只好花二十万美元在悉尼以北十英里处的科德角买了处房子，带阳台和游泳池，坐落在一片美丽的林子里。
　　这儿离海滩也不算远，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们经常带着小冰箱，里面装着对虾、牡蛎和一瓶葡萄酒到海滩上看日落，天晚了之后在海里游泳。我们也去看歌剧、芭蕾和赛马。有时候也看棒球比赛，这种比赛是为保护一种鸭嘴兽募捐。我们还交了一些朋友，关系最好的是林恩和迈克?霍尔。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有些远房表兄妹也住在澳大利亚。
　　悉尼虽说城市很美，但有些土气，我们在那儿生活得并不愉快。现在悉尼成了国际大都市，但当时不行，我在公司的外面很难交到朋友。人们经常罢工，这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意，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这儿的生活消费比南非要高出百分之十，如果涉及到体力活儿，费用会更高，比如给园丁、保姆和垃圾工支付的报酬。
　　我这份新工作干起来也不顺手，因为可口可乐公司和当地装瓶厂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个在布里斯班开装瓶厂的叫阿奇?鲍尔，人非常粗鲁，又尖又滑，很难缠，是个没教养或者说没文化的人。
　　早在来澳大利亚之前，就有一帮澳大利亚的装瓶商人到约翰内斯堡来过，其中就包括这个阿奇。我在家里请他们吃晚餐，当时我的房子正在出售，因为我们正在办理移居澳大利亚的手续。阿奇把帕梅拉弄得很难堪。他说：“你们卖房子可是办了件天大的傻事。不出半年，内维尔就会和澳大利亚的装瓶商闹崩的，到时候你们还要回来住这房子的。”他说这话时很严肃。
　　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四下里走走，看看装瓶厂和客户。这样的旅程饶有趣味，沿途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土人情，每个地方或每座城市由于历史、地域和气候的不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昆士兰州的首府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大城市中最粗犷的一个，这个州历史上是种甘蔗的地方，所以地面凹凸不平，后来开发了旅游业，才被踩得平整光滑了一些。这儿的装瓶厂总经理阿奇以前就是个收割甘蔗的，他对此很自豪。这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政治上糊涂得无以伦比。我第一次到布里斯班的时候，他在希尔顿酒店顶层的私人包间里为我搞了个晚餐会，窗外景色十分怡人。他的主要客户和批发商们，还有一个大旅游公司的老板和一个赛狗公司的经理都到了场，据说那个赛狗的是他最要好的“伴儿”。他们一边大口喝酒吃海鲜，一边对我讲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讨厌那些矫揉造作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讨厌充满娘们儿气的男人，这些人毫无风度可言。
　　那天晚上，可以说我是在奄奄一息地挣扎着。为了弥补我们之间的文化鸿沟，我尽量把话题往体育上引。在澳大利亚，这一招像符咒一样灵，因为这是一个过去现在都对体育非常着迷的民族，也这反映出最粗鲁的澳大利亚人也绝不缺乏对生活的热爱。可我在体育方面实际上还是个“糊涂蛋”。
　　晚宴一直延续到午夜才散，我总算解脱了。我摇摇晃晃地拿着房间钥匙鼓捣了半天才算上了床。我知道自己喝多了。大约五分钟之后，有人敲门。我让对方等等，边说边找了条浴巾裹住了赤裸的身体（我是个大个子，可旅馆的睡衣太小，包不严我的身体）。打开门一看，是位漂亮的小姐，黑头发，穿着短裙。她称我为内维尔，我礼貌地问她是谁，可她却问能否进房间再说。我迷迷糊糊地理着自己的思路，那姑娘见状说：“是阿奇（那个装瓶厂长）让我来的，他付过钱了。”人们都知道，酒精会削弱人的意志力。我不标榜自己有多贞洁，但我确实礼貌地拒绝了她，然后把门关上了。我算是过了一关，但同时心里也对阿奇的为人有了底。没出一个月，迈克?霍尔解雇了两名违纪的雇员。迈克是我在可口可乐的事业和生活中的挚友，后来做了澳洲区的营销总管，一直在我手下工作。被解雇的两个人和阿奇配合非常默契。我们一直想抓住他俩接受妓女“贿赂”的确凿证据，但没能得手，可他们变本加厉又以别的方式违反了公司的规章为他们的装瓶厂谋利。
　　1980年夏，我飞到东京向伊恩?威尔森报告第一个澳大利亚工作计划的情况。威尔森这时候已经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副董事长了，而且刚刚得到好消息：他要接替即将退休的保罗?奥斯丁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伊恩把我约到了他旅馆的包间喝酒以示庆祝。他的助手彼得?乔治来门口接我，看得出他和伊恩早就喝上了。可一进门才知道，伊恩刚刚又接到一个电话说事情有变，有个叫罗伯托?戈因朱艾塔的人将成为可口可乐新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个人是1961年趁着去迈阿密度假的机会从古巴逃到美国来的。我在伊恩的旅馆房间里陪他坐着，他的职业生涯算是到头了，他怒不可遏，把一肚子苦水全倒了出来。奥斯丁推荐的本来是伊恩，为此还专门举行了庆祝晚宴，当时把夫人们也都请来了。可罗伯特?W?伍德拉夫否决了奥斯丁的提议，推出了戈因朱艾塔。伊恩对我说伍德拉夫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想让一个南非人当公司的头儿，因为1980年的时候国际上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伊恩咽不下这口气，于1994年在南非开办了百事可乐经销公司，当时种族隔离制度已被推翻，不过他的公司败得很惨。2001年，伊恩在美国因虚报自己建立的奥罗拉食品公司的财政状况被指控涉嫌证券诈骗罪，出庭辩护后被判处了监禁。
　　在东京度过的那个夜晚令人很不舒服，回到悉尼后我感觉自己也有点儿前途未卜。是伊恩把我弄到澳大利亚来的，他还承诺让我做澳洲区的总裁，可他现在却要走了。
　　1981年初，一个叫萨姆?阿尤伯的埃及人到访悉尼，我们请他在美洲俱乐部共进了晚餐。萨姆接替了威尔森的职务，担任亚洲区的总管。我在澳大利亚的顶头上司叫罗伯特?帕特森，是澳洲区的总裁，当初伊恩承诺的就是让我一年之内接替他的职务。这人有个习惯，总要求下属晚上早早回家。他规定公司的人如果参加晚宴，最晚也要在九点钟之前结束。可阿尤伯那天提出晚餐后要玩儿老虎机，这让帕特森很烦。帕特森不去，于是我就和阿尤伯走到赌博机那儿碰运气。我们玩儿的时候，阿尤伯说：“你是知道的，准备由你接替罗伯特，计划没有变。这次我要带他回亚特兰大，你要当这个区的总裁了。”原来，上面换了新人以后仔细检查了澳洲区的工作情况，认为伊恩当初的安排是对的，这下我彻底放心了。
　　几周之后，我和罗伯特?帕特森视察纽卡斯尔的装瓶厂，这时候萨姆来了个电话。那天是星期二，他让我星期四赶到马尼拉，和菲律宾那边的总管约翰?亨特一起待一周。亨特后来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两名首席运营主管之一，而且总裁唐纳德?基奥显然是看中了他，想让他做可口可乐的下一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是，我对罗伯特说萨姆让我周四去马尼拉。
　　“什么事？”罗伯特问。
　　“我也不清楚，好像是关于一家合资企业的事。”我回答。
　　“别去，”罗伯特不同意，但他心里清楚我不去是不行的。“他们正在那边收拾烂摊子。”
　　我即刻返回了悉尼，很快就登上了去马尼拉的班机。飞机降落在一个破旧的机场上，我看到约翰?亨特正在舷梯的下边等着我。
　　原来，可口可乐公司对我的人事安排又有了大的变化，亨特和我的事业发展将令人愉快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