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乐的征服》 _ 经济参考网 _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官方网站

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第一章从阿尔斯特到非洲

我于1943年6月8日出生在北爱尔兰一个叫唐帕特里克的小镇，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都是新教徒，母亲的祖籍在苏格兰，父亲是爱尔兰人。
　　父亲爱德华?内维尔?伊斯德尔，是阿尔斯特皇家警署的指纹和弹道专家。贝尔法斯特是造船中心，二战期间经常遭到轰炸。警署被迫搬到了二十英里以外的乡下，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所以我就出生在了一个乡下小镇唐帕特里克。
　　我是在唐帕特里克一座石头建成的小教堂里受的洗礼，它坐落于圣帕特里克，在爱尔兰的第一座教堂的原址上。我的女儿和外孙后来也是在那儿受的洗礼。
　　北爱尔兰当时和现在都是英国的领土，但那里效忠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很多。我很小的时候就清楚地记得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那儿分新教徒社区和天主教徒社区，学校也有新教和天主教之分。
　　我的祖父是奥兰治教团的成员，这是个信奉新教至上的教友组织，每年都要庆祝拜恩战役纪念日，就是在那场战役中奥兰治的威廉姆率领军队击败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父亲一生都和爱尔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拒绝加入祖父的那个教团。他还有一种观点，很危险，这种观点还传到了我的身上，那就是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应该是一个国家，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国家的统一只能采取和平的民主手段才行。他们所谓的“麻烦事此处应指爱尔兰闹独立的武装组织和英国军队之间的冲突。--译者注。”当时缓和了下来，二十年之后才再次浮出水面。但是，我将来的生活却经历了人类多种类似的冲突。所以，理解他们，不卷入他们的纷争成了我畅游商海的关键技巧，正是这种技巧成就了我在可口可乐的一切。
　　我的孩童时代是在北爱尔兰度过的，像典型、稳定的中产阶级一样，家族很大，相互关爱，而且彼此住得很近。祖父是个邮差，外祖父是个造船工程师，因为对英国的造船业有贡献，还受到过乔治五世国王的嘉奖。我还清楚记得有个尼日利亚的警察，说是来接受十天的培训，就住在我们家。当时，在北爱尔兰要是有个黑人可不是件小事。那个黑人警官还给了我一个毛茸茸的小玩具，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卡拉巴尔，因为他在尼日利亚住的那个城市就叫这个名字。我特别喜欢这件礼物，这也是我和非洲第一次发生联系。我也记得在北爱尔兰第一次喝可口可乐的情景，那是一家卖饮料的老店，窗子上都镶嵌着金银。在我心中，这才算是外国饮料！
　　在战后的岁月里，难民营里仍然住着从纳粹大屠杀逃出来的人。我把自己的一些玩具捐给了那里的儿童。当时汽油和一些其他的日用品实行配给制，有时候我们在周末开车去爱尔兰购买一些贝尔法斯特这边紧俏的用品。二战的时候爱尔兰是中立国。
　　父亲是个大个子，胸膛宽宽的，曾经三次想要离开北爱尔兰，但都没能如愿，因为警署不放他这样的骨干。所以，他只能与希腊、英属圭亚那还有塞拉利昂那边提供的工作擦肩而过。
　　由于从北爱尔兰走不了，父亲就把他多余的精力放到了打橄榄球上。这是一种硬朗而又粗野的运动，连踢带打、过人、把对方抱住摔在地上，而且不戴头盔和护具。人们说足球是流氓玩儿的绅士运动，而橄榄球是绅士玩儿的流氓运动。他还当上了一家橄榄球俱乐部的主席，我叔叔也在那个俱乐部里。到了周末，我很多时候都是和堂兄弟们去橄榄球场，场内有比赛，我们就在场外打着玩儿。
　　父亲在察署干了二十五年，然后退休，只拿一半养老金，因为他又在现在的赞比亚联系了个差事。赞比亚当时是英属殖民地，叫北罗得西亚，他在那儿做警察局指纹处的处长。这是1954年的事，我当时十岁。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有了移居国外的机会，但是贝尔法斯特的亲戚和邻居们再三阻挠我们的搬迁。我永远记得十岁的我坐在墙角里听着大人们吵闹，他们根本注意不到我的存在。一个亲戚说：“你这是何苦呢？内维尔怎么办？”父亲说：“我想我这样做能让他有上大学的机会。我就是为了他才走的。我要让他比我在生活中有更多的机会。”这话深深地铭记在了我的心里。父母辛辛苦苦全是为了我，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他们赶上了战争，失去了众多的机会，施展才华的可能已经化为了泡影。
　　对这次迁徙我激动不已，我一向喜欢地理和大自然，喜欢采集树叶夹在书里做标本，喜欢看地图册还喜欢背外国的国名。父亲一直想离开北爱尔兰，但母亲对此却丝毫没有热情。她是个好母亲，对我宠爱有加，在我孩童时代的记忆中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患有哮喘病。
　　在去非洲的路上我第一次到了伦敦。我们乘坐的船沿途还在西班牙沿海的拉斯帕尔马斯大加那利岛停靠。西班牙的吉卜赛舞蹈演员走上船来表演，还有明媚的阳光和海滩，异国风情震撼着我。我们还没到非洲，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非洲的第一站是葡属西非的洛比托湾，就是现在的安哥拉。在那儿我目睹了殖民统治的残暴，白人监工用皮鞭不停地抽打着黑皮肤的码头工人。父亲拽了我一把说：“对不起，你得面对这些，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直到今天，那种可怕的情景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下一站是南非的开普敦。我们事先被告知如果我们愿意早上五点钟起床的话，会看到最壮观的景象。那是一月份，南非的夏季，我和父亲按时起床来到甲板上。猛然间，我们透过晨雾看到平静的海面上浮现出一片神奇的地方。这便是闻名遐迩的桌山，规模之宏大令人惊叹。爱尔兰也有美丽的绿色山峦，但眼前从海里冒出来的是一座高达四千英尺的大山。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风景，我一下子爱上了开普敦。按我的感觉，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三座城市之一，另外两个是悉尼和里约热内卢。
　　我们在开普敦待了四天，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吃着汁水丰富的葡萄、蜜桔，还有加了冰激凌的西瓜，这些东西都是从餐馆里买来的。在这里我第一次目睹了什么是种族隔离：公园里的长椅上有“仅供白人使用”的字样。我感到震惊，但同时又觉得这好像是这里一种很自然的社会秩序，可又觉得这样的秩序不对头。我才十岁，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坦率地说，我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但这样的现实一直让我感觉不舒服。令人不解的是，两年前我们家就住过尼日利亚的黑人警官。在北爱尔兰，他怎么就可以住在白人的家里，而在南非的公园里黑人居然连白人的椅子都不能坐？
　　离开开普敦后我们乘老式的燃煤火车走了三天半，向北罗得西亚进发。我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铁栏杆前一连站了几个小时，观看外面不断变化的地貌，包括博茨瓦那暗淡的半沙漠地带。商贩们卖着各式各样的器皿，妇女们抱着婴儿用母乳喂奶。我们穿过了世界上七大自然景观之一的维多利亚瀑布，这也是区分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的地理标志。这个瀑布是赞比西河的一部分，一又四分之一英里宽，从三百六十五英尺的高度磅礴而下，落进下边的峡谷里。在几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翻滚的水沫，这就是为什么当地的土语称它为莫西欧吞亚（带有雷声的烟雾）。非洲的一切似乎都那么宏大，都那么不同凡响。
　　到了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父亲原来在英国搞指纹鉴定的同事帕迪?格林和他的新婚妻子来车站接我们。父亲将接替格林任北罗得西亚警察局指纹处的头儿。虽说卢萨卡是首都，但火车站没有站台，下了火车便是红土地。
　　我们一家在卢萨卡住进了一幢由政府提供的崭新的三居室房屋。地面很漂亮，是亮闪闪的水泥。宅子坐落在一块半英亩的空地上，房后是灌木丛。家里第一次雇了仆人，他们在脚上套上刷子给地板打蜡。我是男孩子，好动，喜欢在光滑的地面上像滑冰一样滑来滑去。搬进新居后的前九个月家里没电，只能点蜡烛或用蒂利灯具，还有一只烧木头的炉子。对小孩子来说，非洲突然向我展示了全新的景观和新鲜的声音：青蛙、蟋蟀、咆哮的风暴等等。在非洲我的身体发育很快，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五英里外的公立学校去上学，那里的课程设置都是英国式的，还有各种体育运动，睡觉的时候要用蚊帐。
　　学校施行种族隔离制度，而且男女分开。在北罗得西亚种族隔离制度不像南非那样严格，但咖啡厅、饭店和酒吧只有白人能进。一般性的零售商店白人和黑人一样都可以购物，但是黑人有他们偏爱的一些购物场所，因为他们的居住区是和白人分开的。在黑人区开商店的很多是从印度来的移民。
　　卢萨卡只有一家当地的报纸，电影院也只有一家，到了周六我们会去那儿看电影。没有电视，晚上我们听收音机里英国BBC电台的新闻。周日晚上，葡属东非有一家电台播送排名前二十位的流行歌曲，想收听体育节目必须用短波。想听最新的流行歌曲还可以花些小钱购买每分钟78转的唱盘。卢萨卡城外几英里的地方偶尔还可以看到野生的狮子。
　　这里的人一贫如洗。居住在北罗得西亚的多数非洲人都衣衫褴褛，赤着脚走路。不过从很多方面来说，当时那里的贫困现象并不像现在非洲某些地方那么严重，因为如今有太多的人从贫穷的乡下迁徙到城市，住在摇摇欲坠的贫民窟里。
　　穷归穷，北罗得西亚的人非常友好，日子也过得乐呵呵的。这令我惊讶。他们看上去对生活心满意足。社会结构似乎很合理，人们显得安宁平和。不过，有些受过教育的赞比亚人开始不满现状，已经出现了要求独立的政治呼声，这个国家最终于1964年独立。与非洲其他国家相比，北罗得西亚争取自由的进程几乎没有什么破坏性，而且一些欧洲来的移民也开始拥护这一潮流，其中就包括我们家。
　　北罗得西亚讲很多种部落语言，但是在学校里非洲的孩子们学的是英语。因为部落之间的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英语都是政府的官方语言。父母和我都学了一点当地的切瓦语，亦称尼昂加语。每当遇到不会讲英语的人，我们学的这点儿土语也能对付过去，但这只在讲尼昂加语的地区管用。
　　在学校里，我第一次遇到南非的白人，他们是荷兰人的后裔，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叫南非荷兰语。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玩儿一种叫“博克-博克”的比较粗野的游戏，几个男孩子搭成一个人体隧道，游戏的另一方用力往这些孩子的背上跳，以压垮这个隧道。
　　在非洲生活也要遭受磨难。我中暑，闹痢疾，最后还患上了疟疾，而且当时没有空调。不过，总的来说我在这个新环境里还是很健康的。父亲也一样，他喜欢他的新工作，而且很快就活跃在当地的橄榄球场上。他最热衷的是培训非洲人，要让他们成为指纹专家，他的白人同事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到1967年从赞比亚警署退休的时候，他交出的是一个由二十名训练有素的当地人组成的指纹处，他的继任者也是他培训的第一个学员，后来还成为了警署的副署长。当时，父亲所在的这个处是警署里唯一一个由清一色赞比亚人组成的单位。
　　但是，母亲开始的时候却感到生活乏味。她只能待在家里和仆人们一起料理家务。我上学，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她于是就开始想念家乡。最后，她去了一家公办的药房干文书工作。她度日如年，整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就等三年的合同到期，那时候我们会有六个月的法定假期回贝尔法斯特度假。
　　在非洲，我第一次有了当企业家的念头。我在庭院里种玉米，然后烤熟了在午餐时间让家里的园丁拿出去卖给工人们，我还给这个园丁发工资。从各个角度看，这个园丁都称得上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雇员。买卖上的事情我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让人家多干了活儿就得给人家报酬，这个想法应该是对的。
　　1957年的夏天，母亲望眼欲穿的假期到了，我们返回了贝尔法斯特，那时候我十三岁。贝尔法斯特那边朋友家的孩子们见了我之后有些失望，因为我在非洲住了三年居然一点也不黑。他们原以为我会很黑的。
　　我们先是探望亲戚朋友，之后，记得在晚饭的餐桌上父母边吃饭边谈话。母亲说亲戚朋友们都变了很多。父亲的回答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不对，亲爱的，是我们变了，我们再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他的话太对了。
　　有件事表明我和非洲越来越有感情。在贝尔法斯特我看到了BBC电视台一条关于卢萨卡的报道，于是我就给他们写了封信表示不满。那个节目展现的全是卢萨卡的老城，把这座城市描绘成了一片尘土弥漫的荒地。“卢萨卡比你们拍的要漂亮得多，”我在信里写道，“我父亲有很多关于卢萨卡的漂亮录像，我可以肯定他愿意借给你们。”
　　但父母对此事并不知情，后来BBC电视台邀请我去他们那儿录制节目，给我支付去伦敦的机票，父母都惊呆了。1957年6月30日，电视台播出了一个专题节目，题目是《来自卢萨卡的孩子》，我出场为我的新家乡正了名，还为父亲在卢萨卡拍的片子充当解了说员。我上了电视节目，感到很荣幸。在我的节目之后出场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就是爱丁堡的公爵菲利普亲王。他介绍了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情况，这一年有六十七个国家携手合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科研活动。这样的节目顺序安排让我觉得我有了一个杰出的伙伴。
　　回到卢萨卡才知道，我的电视节目已经成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我还得到了市政府的嘉奖。市长给我颁发了装饰精美的城市盾形纹章的复制品，还有全体市议员都签了名的表彰信，上面写着：“你对卢萨卡的自豪感以及表现出的公民意识已被铭记。”
　　我爱上了非洲，这就是为什么三年之后当父母再次回贝尔法斯特度六个月的长假时，我却选择住寄宿学校留在卢萨卡。
　　我住的那所学校叫吉伯特兰尼学校。按英国的学制，我成了那儿一年级的学生。他们把新生叫做“差役”，在入学后的适应期中，这样的学生必须自己学着叠衣服、收拾床铺，同时还要替人跑腿干一些杂活。我打橄榄球、板球和网球，也踢足球。当时我想将来做一名地理教师或者历史教师什么的，但假期的时候也去杂货店打零工。另外，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开了一家服装店，这也让我产生了兴趣。我还平生第一次担负了真正的职务，当上了学生宿舍的头儿。这样的头儿全校只选拔四个，这是这所学校的惯例，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
　　中学毕业之后，市政府给了我一笔奖学金到南非的开普敦大学继续读书，其中的部分原因大概是因为我曾在BBC电视台维护过这座城市的荣誉。此后，我险些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差一点落个“鸡鸣狗盗”的名声，那样的话可就成不了可口可乐的老总了。
　　我上大学的公寓区在学生入住之初有一种仪式，要求一年级的男生每天清晨必须穿着内衣出来，每人还要带一只活的动物。这种表演完全暴露在女生公寓的前面，到时候她们的窗子前就堵满了挤眉弄眼的女孩子。男孩子们牵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来到外面，狗、牛、马，什么都有。这是一种愚蠢的仪式，但却由来已久、颇有历史。我和几个同学发现校园附近的牧场上有几只羊。一天晚上，我们开了一辆破旧的庞蒂克汽车，准备用它抓羊。农夫晚上把羊锁在了一个仓库里，于是我们就傻乎乎地砸开了锁，逮了四只羊塞进那辆破车的后边。为了能把羊装下，我们事先已经把车的后座拆了。回来的路上赶上了红灯，当时有位妇女在过马路，顺便往车里看了一眼，发现了我们四个人和羊。看到我们和羊挤在一起的狼狈相，她就呵斥了几句。她耷拉着下巴，瞧着我们的蠢样，就在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绿灯亮了，我们开车就跑。
　　第二天一大早完事之后我们赶紧把羊完好无损地送了回去。但是，别的学生也去那儿偷羊，结果没能得手被抓住了。警察把他们带走之后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交代谁偷过羊，就不起诉他们。我们也老实，就主动认了错，根本没意识到这有可能会以盗窃罪的名义受到起诉。后来，问题果真严重了，最后还是一位法官出面撤销了这个案子。我们后来了解到这位法官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在我们的公寓区被迫参加过同样的仪式，所以他理解我们的处境。作为对我们的处罚，大法官的副手给我们的家长写了一封信。父亲是位职业警官，所以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不过我好歹算躲过了一劫。那位法官最终成了南非司法界的资深人士，近来在一次晚宴上我碰巧和他坐在一起，虽说已是八十多的老人了，可他仍清楚地记得此事，也承认他当时确实起了作用，说至今还觉得这事很有意思。
　　我在开普敦大学的公寓住了三年，一直爱喝百事可乐。在南非，开普敦是当时百事可乐主导市场的几个地区之一。在校园里，百事可乐是绝对的主宰。在卢萨卡的时候我也喝可口可乐，但上大学之后，我随大流强迫自己只喝百事可乐。即使这样，在校园外喝饮料的时候，我还是选择可口可乐，这显示了这种产品的重要影响力。现在，可口可乐在开普敦的销售异常火爆，这个局面是福布斯家族开创的，他们把可口可乐在南非原本疲软的市场变成了今天最强劲、最火爆的营销市场。
　　在校内，我是橄榄球队的球员，身高已经达到了六英尺五英寸。在体育方面，我最喜欢橄榄球，这项运动对我的团队精神和生活勇气的培养都有很大的有处。每到冬季，我们就在整个南非打巡回比赛，球员们结下了深深的友谊。今天，只要到了南非，我依然尽可能要见一见当初的老队友。
　　在那里，我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准备将来做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要取得社会福利工作者的资格，必须做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行。比如，我会被派到开普敦的贫民窟找那些在红十字儿童医院治疗过的烧伤病人做后续回访。贫民窟的人习惯在周五的晚上喝酒，有时候做父亲的回到家里，喝多了会和家人打架，很容易把炉子或油灯碰翻，结果就把孩子烧伤了。所以，我去那里搞个案研究，确定父亲们是否有家庭暴力倾向，确定这个家庭是否还能维持下去。我做过六个月这种深入的，有时会令人心痛的工作。
　　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我被选进了学生会，1964年又成为了校刊的编辑，开始写社论抨击政府试图把开普敦大学为数不多的非白人学生从学校开除出去的企图。尽管校园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已经是白人，但政府的官员们还想走得更远，想把它变成一个百分之百的白人学校。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想法从未实现过，现在开普敦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多种族高校，世界排名第105位，在非洲的排名第1位。
　　“开普敦大学是白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温床，”我的一位同学同时也是我橄榄球队的队友休?科本回忆说，“那时候正是在南非能得到最自由的思想教育的时候。”
　　科本还清楚记得南非的保安警察坐在杰克?西蒙斯教授的课堂上，就等着他说出煽动性的话来，因为这位教授常常说这样的话，有时候还为此坐牢。他一坐牢，学生们就会把监狱围住，要求释放他。科本还清楚记得有其中有一个学生是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白人农场主的儿子，现在住在美国的旧金山。
　　我反对种族隔离的观点有时候会和我橄榄球运动员的身份发生冲突。橄榄球是南非白人的民族体育运动。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场地隔栏外面的一个警察走过来问我：“你脑袋没进水吧？我们原以为你是我们的人。”他不理解一位橄榄球运动员，而且还是俱乐部的正式球员，居然反对种族隔离。“当心点，我们盯着你呢。”他随后警告了一句。那年晚些时候，我的住所受到了保安警察的突袭检查，他们想找出什么煽动性的材料，结果一无所获。他们没发现，在一只旧书架上的书后边藏着一本毛泽东的红宝书。
　　有一个和种族隔离相关的问题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南非政府发布了一条法令，校园里举行的所有舞会都必须实行种族隔离。于是学生会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政府同意各种舞会可以对各种族的学生自由开放之前，决不举办任何舞会。但问题是有些舞会是为一个叫学生健康和福利中心的学生组织募捐而举办的，这个团体的宗旨是给开普敦城郊一个叫温德麦尔的地方的穷人提供卫生服务、廉价食品以及其他帮助。我做过社会工作，心里清楚这样的援助是绝对必要的。无论怎样，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学生会与政府的这种对抗会伤及到我们想帮助的人。我觉得要抗议政府的决策应该寻求别的办法，于是就和学生会里反对禁止所有舞会决议的少数人站在了一起。我是校园反种族隔离组织成员中唯一一个采取这种立场的人。我顶住同龄人的趋同心理压力逆流而上，反对给需要帮助的人增加痛苦。就是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我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在我上大学期间，赞比亚正式脱离英国实现了独立。我为开普敦大学赞比亚籍的学生搞了个庆祝会，那是1964年10月24日，到了午夜，就在那家酒店的大厅里，当时的英国大使也在场，我们降下了英国的国旗，然后第一次升起了赞比亚的国旗，大家还一起唱了赞比亚的国歌。“屹立歌唱赞比亚，自豪自由地……”我确信这次款待贫困学生的免费啤酒会增强大家的历史责任感。
　　虽说我学的是社会福利专业，可还是感觉到了商海的诱惑。我大学里的很多同学都来自约翰内斯堡或者是开普敦的富有人家，他们的父亲都有自己的产业，住的是豪宅，上学来开的是崭新的汽车。而我根本没车，只能和不同肤色的人们一起住在学校。我觉得低人一等，有时候甚至对这种财富上的差异感到愤愤不平，但更多的还是对出人头地的渴望。我虽然是个警察的儿子，但总觉得将来有一天也会有和那些同学一样的经济地位，也会有和他们一样的家庭。
　　为了能额外挣点钱，在大学里过得好些，每逢周六上午我就去一家服装店打工。店主雇用我并不是因为我卖货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我是个小有名气的橄榄球明星。开普敦大学有很多橄榄球队，但水平相去甚远。1964年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乙级联赛的球队，但那年要想进入甲级队似乎没什么指望，因为我在球场上司职前锋，那只甲级队里有两名球员牢牢地把持着那个位置。到了大学三年级，有一家甲级俱乐部提出，如果我愿意离开开普敦大学的校队，他们愿意给我一个位置。那只球队不是太强，但毕竟是支甲级队。但我父亲不同意这事。他说：“我觉得没必要到一支实力不强的甲级队里打球。你应该记得我那句老话，‘永远做最强的’。”他这番话对我以后的生活颇有裨益。在后来的岁月里有很多公司提出要给我一个位置，但它们都不像可口可乐这样大牌，我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可以说，父亲是对我生活影响最大的人。
　　我接受了父亲的劝告，留在了校队，几周之后我们这只队伍也升入了甲级。1965年，南非从全国的大学里选拔球员，组队与阿根廷队打对抗赛，我被选中了，我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的一流比赛的滋味。
　　同年，我大学毕业，先是在约翰内斯堡的埃德加连锁店的一个分店做实习经理，干了六个月，之后，赞比亚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向我发出了邀请。老板叫莫里斯?戈什，立陶宛人，犹太血统，是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施行大屠杀时逃到非洲来的。他当时很惨，有一段路甚至是赤着脚步行。他跑到了赞比亚的第二大城市基特韦，白手起家创建了一番工商伟业。他曾当过基特韦的市长，这事儿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连我和他探讨公司是否应该与其周围的社区保持密切关系这类商业问题时也不例外。我和戈什的女儿蕾娜在大学里是恋人，这是我人生早期最纯洁的爱情，但后来我们分手了，因为她的哥哥娶了一个基督徒，家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她后来嫁给了一位犹太医生。蕾娜的哥哥伯纳德在梅奥诊所工作，是世界上顶尖的心血管医生之一，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其实最早要雇佣我的人就是戈什先生，但考虑到我和蕾娜是恋人不方便，所以我拒绝了。可现在没了障碍，不可能再发生什么冲突。
　　赞比亚独立两年之后，我回到了故乡。赞比亚的第一任总统是肯尼斯?卡翁达，他既是个社会活动家也是个人文主义者。他领导了非暴力的独立运动，但从不仇视具体的白人个人，不过他也炸过铁路和电厂，也造成过破坏。
　　卡翁达为不在种族问题上搞极端做法尽了很大的努力，他关心的是人。1959年，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地理老师就把他请到过我在卢萨卡上学的学校，当时他刚从监狱里出来，我们还一起吃了午餐。我本以为他应该脾气火爆，是个闹事的人。但这个人看上去安详平和。我记得我问他：“你干吗不对我们发火？是我们白人把你关进牢房的。”我不记得他的原话是怎么回答的，但基本意思是我们白人犯了错误，正义在他那一方，所以他大可不必为此发火。他说如果他在意关押他的白人对他的虐待，他早就会放弃他的原则，但以恶报恶不是他的原则。
　　我父亲也认识卡翁达。卡翁达虽是赞比亚的总统，也是爱尔兰学会的名誉主席，每年都要出席圣帕特里克节的夜晚舞会，而舞会就是我父亲组织的。父亲是这个学会真正的主席。
　　我一向同情卡翁达领导的独立运动，但是这个国家独立之前，我也有过多次的迷茫。那时白人居住区都组织了安保巡逻队，连我父亲晚上也要出去站岗放哨，还要巡视社区的安全状况。
　　1964年，赞比亚独立。卡翁达把赞比亚的许多工业都实行了国有化，包括许多有利可图的铜矿。我的运气不错，软饮料不在其中。那时期，一些抱有良好愿望的领导人开始发起社会主义运动，但并不成功，反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后来这场运动被一些非理想主义者利用，服务于他们个人的利益。
　　卡翁达政府规定零售业只能由赞比亚的公民经营，没入赞比亚国籍的长期居民只能搞批发，这些人大都是在赞比亚居住了十年或十年以上的白人。如今赞比亚仍在执行这一政策。
　　我先是在一个叫穆富利拉的小城做实习经理，管理着一个由两辆卡车组成的可口可乐供应站，给超市、酒吧和餐馆供货，年薪一千一百美元。
　　虽说有两辆车，但其中一辆总是闲着，因为我的手下只有一名推销员。我问我的上司是否能再雇一个人，他们却不答应。于是我便申请了商业驾驶执照，开着载重十吨的卡车到各个站点送货。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客户数量，一年之内，我的销售额也增长了一倍。干体力活有个好处就是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对我打橄榄球也十分有利。不久，我就进入了赞比亚国家队。
　　当时，由于英国对罗得西亚进行经济封锁，赞比亚的燃油施行配给制。英国在1965年发布了《通用独立宣言》，目的是保持白人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地位。为了报复英国的禁运政策，罗得西亚中断了从莫桑比克港口向新独立的赞比亚的石油和其他消费品的铁路运输，因为赞比亚是英国的同盟国，而罗得西亚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地，非洲国大是一个反对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的组织。
　　为了给两辆送货的卡车弄到燃油，我每周两次在漆黑的深夜带着现金沿土路开车去刚果边界，买回二十四加仑一桶的柴油。严格地讲，这是非法行为，但保住了可口可乐供应站的运营。
　　辛勤的汗水带来了回报。不久，我被任命负责管理基特韦一处有八辆卡车的配送站，还拿到了一百美元的奖金，这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
　　在赞比亚拓展可口可乐的市场需要付出惊人的努力并且也十分危险，要在一条被戏称为“死亡之路”的道路上来回奔波。这条路贯穿赞比亚、坦桑尼亚和达累斯萨拉姆港口。由于《通用独立宣言》的原因，罗得西亚的边界已被关闭，这条“死亡之路”便成了车辆通行的主干道，沿途也冒出了许多为卡车司机服务的小杂货店和餐馆。可口可乐供货主要是靠一些零散的小商贩，于是，公司就派我和一位叫萨迪?姆维拉的赞比亚籍同事去这条路摸摸情况，看是否应该把销售网扩大到那里。于是，一天上午我俩坐着一辆达特桑牌的小型货车上路了。因为路途遥远，到坦桑尼亚的边界要走大约三百英里的路程，我们还在车的尾部放了两只装满沙子的糖果口袋保持车的平衡。
　　1966年，《时代》杂志把这条死亡之路描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公路”，这里有让人头晕目眩、毛发悚立的急转弯和令人胆战心惊的沙漠、沼泽。我的妻子一向埋怨我在土地上开车比在柏油路上开得快，她埋怨得对。在这样的土路上开快车简直就是在无数的车辙和小沟小坎上面飞。
　　这条道的路况极差，开快车要比在其他的土路上危险得多。罗得西亚的边界关闭之前几乎没人走这条路，可现在一夜之间就挤满了卡车。车一辆接着一辆，赶上又是旱季，路上尘土冲天，司机们就像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还好，路面并不泥泞。
　　一路上萨迪大部分时间都让我开车。我承认，如果我是车上的乘客，我会被我当时开车的速度吓呆的。当时年轻，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肯定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险，但运气不错，没出事儿。
　　离坦桑尼亚边界大约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在一个叫姆皮卡的小镇过夜。我们当时热得厉害，浑身冒汗疲惫不堪，走进了旅馆，发现只有一个空房间，可事先我们定的是两个，而且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床倒是不小，但用的时间久了，床面明显变形，中间凹下去像一只碗。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和萨迪同睡在这张床上，我俩会一下子滚到中间挤在一起，萨迪还是个大个子。我们问旅店有没有垫子什么的可以放在脏兮兮的水泥地面上当床用，但答复是没有。看来我俩只好亲亲密密地挤一晚上了。疲劳是件不错的事情，我俩一上床便一动不动地睡到了大天亮。
　　吃的比睡的条件强不了多少。睡觉之前我们去了旅店的餐厅，想喝杯啤酒美美地吃上一顿。可一看菜单，几乎没东西，只好点了些牛排和炸薯条。牛排端上来了，看上去颜色发暗，灰得像铅，餐刀几乎切不动。不是刀子不快，是肉太硬。我俩费了好大劲才从肉的边上弄下来一小块儿。可放到嘴里怎么也嚼不动，最后只能把牛肉推到一边不再碰它，就着啤酒吃了一肚子的面包。
　　第二天早餐，我俩又冒着风险点了牛肉、鸡蛋和薯条。薯条潮乎乎的。我们祈祷早餐的牛肉别再像昨晚那么差劲，可牛肉一端上来我们就觉得眼熟，边儿上还被切下去了一小块儿。我们只好吃鸡蛋和薯条，别管怎样，里面还是有营养的。
　　我们又上了路。这次我们离开死亡之路，绕了三十英里去看了一下卡桑卡附近的一座纪念碑。英国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的心脏就埋在那里，他身体的其他部分运回国葬在了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我们还去参观了庞大的西瓦恩甘杜庄园（位于鳄鱼湖边上），这处房产是一位英国贵族斯图尔特?戈尔?布朗于1914年建立的。读者可以想象，我们在非洲灌木丛中看到这处雄伟壮观的英式建筑群时感受到的震撼。里面有修剪整齐的花园和教堂，阔气的房屋，餐厅里面摆放着漂亮的柚木餐桌，银质的蜡烛台，图书室里存放着皮革封面的文学经典。戈尔?布朗原是北罗得西亚的议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倡导北罗得西亚独立，搞得英国外交界一片哗然。到了晚年，他促使英国政府就独立问题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在赞比亚我亲身体会到了人们常说的可口可乐装瓶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对抗关系。
　　基特韦装瓶公司的经理叫查尔斯?哈钦斯，性情粗暴，人们通常叫他哈钦。他给员工们训话的时候总是让大家站在椅子上。想象一下，我这六英尺五英寸的大个子站在椅子上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就是这种风格，简直就是个恶魔。他这一套短时间内还行，长了我真受不了。
　　哈钦对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好感。一次，公司派了一名新的代表过来，名叫莱昂内尔?科克。科克来基特韦首次和哈钦会面之前，哈钦对我说：“我想让你见识一下。”科克到了之后，哈钦坐在办公桌前，我在他的身旁站着。房间里没有第二把椅子，科克只能站着。哈钦的用意很明显：瞧，谁是这儿的头儿。
　　科克是公司的代表，其工作是要使装瓶厂扩大销售量，但上边的想法下边未必执行。哈钦不陪科克到基特韦的市场销售部去查看情况，他对科克说：“外面有辆卡车，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结果，科克只好自己开着卡车到处跑，到下面的售货点儿查看了三天。于是，他们玩儿起了游戏。客户把科克的一举一动反馈给哈钦，而科克却设法从客户的表现和市场销售情况搜集信息。最后，科克搞完调研来向哈钦辞行的时候，哈钦给他准备了一把椅子。按哈钦的说法，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注定了的。但从多个角度看，游戏的赢家是科克。后来，科克在我的手下做事，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过这样的话：“要想剥一只猫的皮有很多种办法。”
　　莫里斯?戈什雇用我的时候就有想法最终让我来管理他这个产业。我的直接上司是销售经理，那个人生性粗鲁，很难相处。从我到这儿的第一天起，他便嫉恨我，认为我这个新来的是个有特权的后起之秀，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对我百般刁难。其实他本人也清楚，他不可能再有晋升的机会了。尽管形势对我不利，但一个人只要闪光，就能克服障碍。
　　1968年春的一天，戈什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内维尔，我知道这对你未必公平。”我以为要被解雇了。他接着说：“我觉得你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相信你有能力管理全球范围内的公司业务。”我惊呆了。我才二十四岁，当时除了管理基特韦的装瓶厂还不敢有大的奢望，能管理装瓶厂就挺不错了。在我的经历中，别人很多次在我身上看到的能力要比我自己感觉到的强。所以，这回不是最后一次。
　　可口可乐在非洲的总头叫阿尔?基里恩，是个美国人。这人极力主张管理人员的年轻化。第二天他要来我们这里，戈什已经安排了我和他见面。基里恩给了我新的任命，管理赞比亚另一家大的装瓶厂，这座工厂归可口可乐公司所有，负责卢萨卡以外所有的批发站，管辖范围一直到维多利亚瀑布，东到300英里以外的马拉维共和国边界，西到200英里以外的如今的安哥拉的边界。
　　不久，我被调到卢萨卡，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公司给配了车，有住房补贴，从此开始直接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我的父母还住在卢萨卡，但母亲病得很重。我还受到了嘉奖，首次有了公司的股票期权，但并没能挣到钱，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长期低迷，我的特权也就泡了汤。不过，这样的股票期权是公司对我工作的认可，我依然感到荣耀。到了我事业的晚期，股票期权则获利颇丰。
　　回到卢萨卡几周之后，我生活中与人最重要的一次会面出现了。当时我作为赞比亚国家队的队员出场，和一个叫企鹅的橄榄球队打比赛。这在卢萨卡是件大事，到场的观众有数千人。结果，我们以微弱比分输掉了比赛。在球队俱乐部的酒吧里，我的朋友和球迷们都赞扬我在场上的出色表现。其中有个人叫科林?吉尔，我们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我还记得，他在学校里因为偷着吸烟挨过鞭子）。科林问我见过她的妹妹帕梅拉没有，我说没有。帕梅拉是在很小的时候随家人从苏格兰移居到赞比亚来的，她的父亲是政府部门的一位工程师，住在城外大约十英里的地方。于是他哥哥就领着我挤过人群去见帕梅拉。她长得很美丽，金发碧眼，白皮肤，穿着短裙，修长的腿，脸上挂着甜美的微笑。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被深深地迷住了，但我心里清楚几分钟之后队里要会餐，同时又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就约她五天之后在电影院会面。之后我去和比赛的对手们一起共进了晚餐。晚餐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然后我又回来继续参加庆典，当时还有舞会。我发现帕梅拉还在那儿，孤零零地一个人站着。接下来的事情可以说创造了我人生的历史!我找到了终生的伴侣，她不仅外表美，而且也是我遇到过的最支持、最理解我的人。没有她，没有她的支持，我事业的成功会大打折扣。
　　但事情有些复杂。她当时已经结婚了，不过和罗得西亚的丈夫分了居，现在回到卢萨卡和父母住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非洲，尽管英国卡尔纳比街的时尚产品和流行音乐已经传了进来，但人们的思想还是相当保守。我们相处不久便开始同居，这在当时是犯忌的事情。此外，我还在可口可乐装瓶公司里给她安排了个工作，让她给我的上司当秘书。出于礼节的需要，在公司里她叫我伊斯德尔先生，上下班也是各走各的。其实人们早就知道了我俩的关系。后来我晋升为营销经理，她便开始为我工作。
　　当时，主管非洲西部、东部和中部事务的负责人叫托尼?扬，他对我事业的发展很有帮助。他私下里拉住我说公司里的人都很保守。“这会影响你的前程。”他指的是我和帕梅拉的关系。那时候我的脾气不好，听不得批评，便回答说，如果需要，我可以辞职。托尼很冷静，说我要是那样做就有点过头了，但一定要注意这件事的影响。
　　到卢萨卡可口可乐装瓶厂工作之后我一直四处奔走，很多时候都是在路况很差的公路上开车。一次，公司让我开车到卢萨卡北部的卡布韦机场接基里恩，一起调查当地的市场情况。他坐公司的飞机飞过去。当时我的车在维修，便开同事的车去了。罗得西亚的边界仍然关闭着，所以汽油只能用油罐车从陆路运进来。运油的车经常漏油，路面非常滑。我的车突然打滑翻进了沟里，然后又撞到一棵树上，我一下子被摔到了车的后排座上，最后踢碎了玻璃才从车里爬出来。
　　基里恩在机场转来转去，不见我的人影，感到很纳闷，最后又飞回了卢萨卡。他又气恼又困惑，不明白手下这个年轻雇员为什么会失约。
　　我站在路旁摆着手截车。说来也巧，第一辆过来的车里坐着我的熟人。他开车把我送回了卢萨卡。我当时浑身是血，还摔成了脑震荡，立刻被送进了医院。基里恩听说我受伤了，他的态度马上由愤怒变成了同情，我总算是保住了饭碗。另外，那辆车是报废了。
　　我巡视了归我管辖的所有供货站，寻找扩大销售的机会，发现东线市场的可口可乐供应严重不足。这片市场绵延三百英里，但只有三十英里是柏油路，其余的路段都是土路，而且还要穿过灌木丛。商店的老板们只能开着小型货车到离他们最近的批发商那里取货。活儿很辛苦，成本也高，所以市场上的可乐产品很紧俏。于是，我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建一个新的供货站，这样可以绕过那些批发商，把货直接送到那里的中心城市奇帕塔的商店里去。但公司拒绝了我的建议，说预算中没有这笔开支，让我另想办法。
　　于是，我提议让我的父亲出面，在奇帕塔开一家供货站，由他做批发商。公司同意了，而且还出人意料地答应让我拥有那个批发站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我们从银行贷了一部分款，父亲也出了一部分钱在那里租下了一个仓库，买了两辆卡车。我每个月抽出一个周末从卢萨卡开车跑三百英里到奇帕塔盘货，给员工发工钱。那个地区可口可乐的销售额很快就提升了百分之一百五。公司当然非常满意，同时我也从这个副业中足足地挣了一笔。
　　此时，我和帕梅拉还开了一家化妆品商店，从英国进口芮谜品牌的系列产品，通过空运把货物送到卢萨卡，这样就避开了罗得西亚禁运造成的麻烦。这想法源于可口可乐公司的营销策略，那就是千方百计确保货源畅通。结果，芮谜在赞比亚的化妆品市场逐渐成为了第二大畅销品牌，仅次于露华浓。我还买下了一家小型粉刷公司，专门为外国使馆服务。这个公司的业务很稳定，没有风险，因为使馆的工作人员每三年就要换一茬人，每个新来的外交官都喜欢把自己的办公室和住所新粉刷一遍。就这样，我的副业收入比我在可口可乐公司拿的薪水高出了一倍。
　　1969年，帕梅拉已经离了婚，我们俩告诉母亲一个好消息，说她已经同意嫁给我了。母亲说：“哦，该是时候了。我本来就不同意你俩现在这个过法。”
　　1970年1月10日，我们在赞比亚结婚，然后到马拉维湖去度蜜月，路上的第一站是我在奇帕塔的可乐批发中心。我给工人们发了薪水，之后又盘货、数钱，让新婚妻子在车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我的婚姻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夫妻生活掺杂着辛勤的劳动和冒险。在马拉维边境，哨兵扣留了我们两个小时，想让我们给他们点贿赂。最后，我编了个谎话，说第二天和马拉维的总统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有个约会，他们这才在我们的护照上盖章放行。
　　1972年，可口可乐公司把我调到了约翰内斯堡，这个决定是阿尔?基里恩做出的。显而易见，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今后会在全球流动着做业务。但这事也要征得我的同意，现在到了我做选择的时候：是留在赞比亚做小水坑里的大鱼，还是去世界上发展。我选择了后者，卖掉了我在公司以外经营的产业，放弃了安稳，选择了冒险。
　　临行之前，我和帕梅拉决定先到巴西度个短假，当时那边恰逢狂欢节。在巴西，我收到一个不好的电报，通知我不要到约翰内斯堡的新岗位报道，返回卢萨卡。我猜想我一定是被解雇了。在假期的最后两天，我俩坐在海滩上仔细琢磨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回到拉萨卡才搞清楚，这只是工作安排上发生了点变化，这次调动被暂时推迟，并没有撤销。当时，从赞比亚出境身上带的钱数有限制。我发现这条法律有漏洞可钻。我那时候刚好安排了一只阿根廷的橄榄球队来卢萨卡与赞比亚国家队打比赛。尽管事情是我组织的，但赞比亚队并不让我上场，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久就要离开球队去南非了，以后派不上用场了。说来也巧，阿根廷队里一名球员出车祸受了伤，而他们又没有替补队员，于是就让我为阿根廷队出场。这可惹恼了赞比亚人，尤其是阿根廷人赢了比赛。不过，我的脑子里却闪出一个与此无关的念头。阿根廷的球员全都带的是旅游支票，我可以用赞比亚货币把他们的支票换过来。然后把支票藏在照相机套的夹层里带到南非去。还有，赞比亚允许人们开私家车出国。于是我就花两万美元买了一辆双排座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车是从德国进口的，我可以合法地把车带到南非去，但到时候不买那儿的保险。因为新到任工作一定很忙，于是我们就决定由帕梅拉和她父亲开车把我送过去。到了罗得西亚的边境，海关的官员发现车里有一本书在他们那里是禁书，威胁要没收我的奔驰车。这可是我们一生的积蓄。我们好说歹说最后总算是只没收了那本书。后来帕梅拉在途中开车穿过一片树林时，有一群大象把我们团团围住，车一度走不了了。到了南非的边境，我们遭遇了更多的麻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终于安全地把车开进了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车库。那里的法律规定，我在六个月之内不得卖这辆车，而且在这段时间内也不许开它，只能偶尔发动一下给电池充充电。最后，我给车找了个买主，这就是我在可口可乐的新老板阿尔?基里恩，就是我早些时候没能到机场接上的人。我们用这笔钱在约翰内斯堡建成了海外的第一个家。从此，我就再也没能回赞比亚居住。
　　可以说从阿尔斯特到非洲的搬迁造就了我，使我有了探索整个世界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