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来自厄瓜多尔的桑佩德罗（Sampedro）在中国旅游期间来到北京宜和医院，希望借助中医应对产后体重问题。医务人员为她做了针灸调理，并开具中药处方。她高兴地表示：“针灸疗效非常明显，神奇的中药也一定能帮到我。”

桑佩德罗并非个例。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代表性符号，中医药已传播至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患者寻求中医调理、进行线上问诊的需求日渐增加，中医药出海及相关国际交流日益活跃。

但记者走访发现，语言翻译与跨文化理解，仍然是横亘在中医药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之间的一道现实关卡。翻译偏差、术语体系纷杂、垂类语料短缺、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相互交织，不仅带来临床沟通隐患，也制约着中医药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

现实裂隙：临床场景下的翻译风险

北京宜和医院执行院长张铭表示，近年来，到该院就诊的海外患者大幅增长。为满足需求，该院除了医务人员尽量使用外语与患者沟通，还成立了由3至5名全职员工组成的语言支持小组，覆盖英、西、葡、俄、阿、韩、日7个语种。“不少外籍游客短期来华做完诊疗就回国，后续还需要大量的回访沟通，语言服务至关重要。”

作为北京市中医药国际交往服务机构之一、国内接收外籍病患较多的中医三甲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接诊的患者既有常驻国内的使馆人员、在华工作人士，也有少数专程慕名而来的境外病人。东直门医院对外合作处处长于国泳介绍，这些患者往往能为中医药国际化带来“裂变式”的传播效果。“他们通常是家人或同事一同前来，治疗口碑会通过其在各自国家的社交圈层广泛传播，效果非常显著。”

于国泳介绍，该院有百余名医生可以阅读、书写外文材料，大多依托硕博士阶段积累，但能够流畅开展口头涉外临床沟通的医生数量有限，外语能力在各科室分布并不均衡。为尽快提高中医药国际传播能力，该院承接并参与北京市级国际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医疗外语是其中重要的培训模块。

在东直门医院9月承办的一次题为“中医药翻译与国际传播”的线上讲座中，来自北京多家医院约三十位医务人员参加。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贾德贤在讲授时举例说：“病人说‘我痛’，医生要追问是哪种痛——是aching pain那种酸疼，还是sore throat那种火辣辣的肿痛？如果连这个区别都翻不准，海外患者嘴里那句‘我痛’，就成了一种‘说不出的痛’。”此外，贾德贤还举例说，“骨蒸”是中医术语，属于虚热的一种类型，必须明确翻译为feverish sensation或steaming bone fever，避免直译为steaming bone（蒸骨头）造成误解。

北京宜和医院哥伦比亚籍客户经理叶晗（Alejandro Lora del Valle）向记者回忆了一个真实案例：曾经有位客人经医生诊断患某一疾病，翻译软件却给出了错误翻译，在陪诊人员解释下才消除了误会。在另一家中医院，一位来自南亚的脑瘫患儿经治疗后，状况在两周内明显改善。事后家属自行用翻译软件扫描中药处方，其中的药材“牛蒡”被误译为源自“牛”。受当地宗教文化影响，患者家属产生强烈质疑。工作人员反复解释牛蒡的草本属性，才化解信任危机。

为防范机器翻译带来的风险，张铭介绍，该院所有用于境外保险理赔、境外二次就医的医疗文书等书面材料必须经过人工核验，再由对应科室执业医生复核确认。“医生不点击确认，这套材料就过不了系统。”

“对于基础问诊，目前比较成熟的翻译软件可以完成大部分简单沟通，但真正的卡点在中医病机、象思维概念的对外阐释。”于国泳举例说，像“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这类取象类比的表述，如何用海外受众听得懂的话转译，仍是涉外临床沟通的难点之一。

“医学术语可能非常专业。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能够准确翻译，会带来很大不同。”来自意大利的萨布丽娜·洛·奇凯罗（Sabrina Lo Cicero）曾在北京宜和医院分娩，她在接受回访时说。

技术陷阱：大模型难破解中医药语义困境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语言服务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翻译协会医学语言服务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珊副教授，是《中国医学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25）》主编之一，长期研究中医药国际传播与医学语言服务。她表示：“成熟的大模型可以输出通顺的外文，但不等于完整还原中医的病理逻辑与文化内涵。”

“中医药大量四字格术语，字面形式是并列词组，内核却是严密的病理因果链条。”朱珊举例，“阴虚阳亢”“气滞血瘀”，表面看两组词语平行排布，实际逻辑是“阴虚故而阳亢”“气机郁滞，血行受阻，气滞则血瘀”。如果简单字面直译，海外受众很难读懂疾病发生发展机理。

据《中国医学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25）》统计，人工智能工具用于医学翻译时，语境理解偏差占比70.96%，专业术语翻译偏差占比68.53％。尽管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但中医药高质量中英双语语料存量本就不足，面向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的非通用语种语料更是稀缺。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训练数据集收录的旧译文本身质量参差不齐，模型可能直接继承这些翻译缺陷。

为及时、全面规范中医药翻译相关工作，各项标准建设正加速推进。2025年底，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发布《国际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编译通则》，全国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翻译工作委员会成立。2026年7月，《中医基础理论术语》等四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其中对术语英译作出规范。8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发布《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中阿对照国际标准》与《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中波对照国际标准》两项国际组织标准。

北京雅信诚医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负责人王玉洁表示，医学翻译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流畅不等于准确。AI生成的译文即使读起来十分流畅，也可能存在仅阅读译文难以发现的专业错误。

“这也是为什么高风险医学内容在机翻后不能只看译文‘读起来是否流畅’，必须由专业人员对照原文进行双语审核。”王玉洁说。

她进一步表示，目前借助AI辅助质控，结合AI审校规则自定义等功能，可提升专业人员的审校效率。“但AI的使用必须纳入受控流程，且最终质量必须由资深专业人员把关并负责。”

人才短板：复合型从业者供给缺口突出

人才供给短板是翻译乱象背后的底层矛盾。据《中国医学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25）》调研，近七成受访医药企业反馈，语言从业人员医药专业知识储备不足。中医药国际传播需要的是具备中医药专业功底、外语能力、跨文化传播能力、人工智能译文审校与风险判断等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现实情况则两极分化：外语人才语言功底扎实，但不懂中医方剂和病机；中医临床医师诊疗经验充足，但对外话语转化、跨文化风险识别能力偏弱。

人才培养链条也存在一定错位：大部分外语院校缺少系统的中医药通识课程；中医药院校外语课程多偏向通用医学英语。医疗机构出于患者隐私和医疗安全考量，涉外临床实习门槛较高，学生缺少真实实训场景，产教融合脱节问题突出。少数院校开展了“外语＋中医药文化传播”跨校联合培养，但整体供给规模有限。

目前，我国已建成30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31家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113个世卫组织成员国认可针灸诊疗。放眼全球传统医学格局，世界卫生组织在印度设立全球传统医学中心，日内瓦原有传统、补充与整合医学业务单元并入该中心统一运行，印度由此成为全球传统医学领域重要枢纽；日本、韩国也持续在传统医药国际标准赛道布局。

多位受访专家提出，中医药拥有完整理论与临床体系，要构建匹配自身实力的国际话语权，语言与术语体系建设是绕不开的前置基础。于国泳进一步谈到，中医药海外中心从早期劳务输出模式，逐步转向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并重的合作模式，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语言服务、术语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破局之路：分层施策补齐语言服务全链条短板

受访各方认为，中医药要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即使不强求术语译法的绝对统一，也应分层分类系统补齐语言服务短板，以准确传达原意为底线，在尊重不同应用场景和受众需求的同时，提升专业表达的一致性与可理解性。

第一，构建场景化术语参考体系。区分药品海外注册申报、国际学术交流、海外大众科普三类应用场景，允许合理差异化译法，但要尽量趋向一致，防止歧义。盘活现有典籍等文献资料，持续搭建多语种中医药语料库，重点补齐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小语种语料缺口，推动权威成果向医院、药企、培训机构开放共享。

第二，划清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刚性红线。明确人工智能翻译工具的使用边界，建立与内容风险相匹配的人工审核机制，加强医患沟通、海外注册申报和对外宣传推广等场景的质量把关。依托干净、准确、权威的语料，坚持人机协同、产学研协同打磨中医药垂类模型。

第三，深化产教融合，破解复合型人才短缺难题。推广中医药院校与外语院校跨学科共建课程，增设医学口译、跨文化风险识别、涉外医疗语言风控等实战教学模块。依托中医药海外中心、涉外三甲中医院、语言服务企业搭建实战实训平台。面向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定向布局小语种中医药翻译人才培养。发挥翻译和中医药行业协会作用，探索医学语言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评价机制。

第四，升级全链条跨文化话语转换能力。跳出字面直译的思路，把“阴阳平衡”“治未病”“整体辨证”等植根中华哲学的中医理念，转化为海外受众更易于理解的预防医学、慢病管理、身心调理等叙事逻辑。正视海外行业生态，配合行业协会推进海外中医药执业人员资质认证，减少因海外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带来的负面传播风险。

“中医药国际传播，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把中文转换为外文。翻译背后，本质是两套医学认知、两种文化思维之间的对话。”朱珊说。补齐术语、语料、人才、制度短板，中医药沉淀数千年的健康智慧，才能被海外各界真正读懂接纳，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