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到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进程走上了“快车道”。

　　根据全国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包括互联网货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不断增长扩大的同时，这个群体的职业健康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图为“司机健康中心”揭牌仪式。 （资料照片）

　　2025年6月5日，互联网货运平台货拉拉召开司机健康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同城货运司机健康报告》，并联合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成立“司机健康中心”，发布司机健康干预项目，长期调查、跟踪、干预司机健康状况，该举措为平台型企业保障新就业群体健康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面临的职业健康风险主要包括生理性风险、心理性风险和安全性风险三大方面。在生理性风险方面，新业态从业者处于超过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工作状态，长期的过度劳累、不规律饮食和缺乏休息，导致新就业形态群体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如腰疼、颈椎疼、肠胃疾病等。

　　在心理性风险方面，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多是个体灵活就业方式，对于自身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问题会产生焦虑心理，同时又缺乏稳定的工作场所与同事网络，易产生社交孤立，缺乏情绪支持系统。

　　在安全性风险方面，交通事故是出行、外卖、快递等新业态从业者遭受职业伤害的主要原因，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需长时间驾驶，极易引发疲劳驾驶、交通事故。

　　深挖其根源，非典型用工关系、劳动时间不稳定与高工作流动性以及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认知与防护意识不足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健康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用工关系的模糊使得劳动者难以纳入传统职业健康保障体系，既无法享受法定工伤保险，也缺乏体检、防护、健康管理等基本服务。另一方面，平台算法以效率与用户体验为导向，通过实时派单、评分考核、激励机制强化劳动节奏，劳动者往往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以获得订单与收入，生理疲劳与心理负担日益加剧，形成慢性健康风险。此外，平台劳动者普遍缺乏职业健康检查和基本的医疗防护手段，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其身体负担与健康风险。

　　2022年，国家推动“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两年时间参保人数已经突破1000万。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不要求法定劳动关系，为这部分群体提供了基本职业伤害保障，是制度公平的补位措施。以货拉拉平台为例，截至目前，货拉拉针对司机职业伤害保险累计投入超过1.4亿元，保险累计覆盖170万新老司机，平台协助申请理赔司机超过1200名，单起案例最高赔付额度超过百万元，大大增强了平台货运司机的风险防范能力。

　　在此基础上，不少平台企业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健康方面探索保障机制。近日，货拉拉联手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共同成立“司机健康中心”，标志着平台企业开始系统性介入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健康管理工作。该中心围绕货运司机的身体状况与工作特征，设计并发布了“司机健康干预项目”，将健康教育与实际工作需求相结合，提升职业健康服务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该平台还组织专家团队开发“司机健康操”，通过短视频与线上课程等方式向司机普及科学运动与身体保健知识，帮助其在等单、卸货等碎片时间中进行简易锻炼，缓解长时间驾驶导致的腰背劳损、关节僵硬等问题。

　　货拉拉平台还建立健康档案系统，对司机进行基础健康信息登记和定期测评，根据个人健康状况推荐个性化改善建议。为进一步提升参与度，平台引入“运动+饮食”打卡激励机制，引导司机形成规律生活习惯。这一系列措施不仅体现出货拉拉对货车司机群体职业健康的系统关怀，也为平台职业健康治理体系建设积累了可推广的经验。

　　此外，美团、饿了么上线防疲劳机制，骑手过度跑单会被强制下线；滴滴强化安全中心建设，推出健康培训与紧急救助机制；顺丰同城在线上发起为骑士们提供倾诉委屈和舒缓情绪的通道等。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健康需求，初步构建起平台企业层面的职业健康防线。

　　货拉拉等平台的健康举措，标志着平台企业开始主动承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健康责任。此举不仅推动平台治理从效率导向向人本关怀转型，也为构建多元共治、制度嵌入的职业健康保障体系提供了现实范例，具有积极的社会示范意义。

　　未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职业健康保护工作应鼓励政府、行业协会、社区组织、工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如开展健康普查、心理咨询、职业健康教育等，以弥补平台在公共健康资源配置中的不足。同时，还应推动平台企业优化算法规则，实现以人为本的数据治理，引导平台在派单逻辑中引入工作时长限制、强制休息提示等健康友好型机制，减缓过劳趋势，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劳动算法环境。

　　与此同时，还要推动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从试点走向常态化、全面化，逐步实现制度扩面，明确平台责任边界与劳动者享有的保障权益。通过制度性安排与协同治理，才能真正构建起覆盖全体新就业群体、预防与补偿并重、享有职业尊严的职业健康保护体系。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