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当前可能面临的滞胀风险，刘伟分析了中央用以应对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提出建议。
他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问题是既有经济衰退的威胁，就是内需不足；又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同时发生，就可能形成通常所说的滞胀，这是个新问题。我国现在的做法是重新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用反方向的政策组合来解决可能出现的滞胀威胁。这反映出决策部门在宏观政策效率和宏观政策风险之间，更倾向于降低宏观政策的风险。
在刘伟看来，根据当前经济失衡的特点，我国的宏观政策正在做出四个方面的调整：
第一个方面就是总量政策的目标性调整，或者方向性调整。从前一个时期的全面一揽子的扩张，到开始择机退出。政府干预过多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上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上的腐败。现在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退出的步骤。
第二个方面就是财政政策，从前一个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预示着财政政策可能从关注扩张效益逐渐转向兼顾财政政策的风险。
刘伟说，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主要用的是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政策采取了大量的举措来走出危机。金融危机前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时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过后又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我国的财政政策始终是扩张的，它调整的只是力度而不是方向。
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危机当中力度更大，更加积极。如此，也是在积累财政风险。像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现在规模已经很大了。还有财政赤字的问题，去年财政赤字是9500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不能超过GDP的3%，实际上我国财政赤字的安排是顶到了红线的水平。
现在需要关注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控制，不光是要利用财政政策起到扩张刺激经济作用，也要考虑风险控制。所以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要有一个控制。
第三方面就是货币政策，从宽松货币政策重回稳健。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加息等这些措施都表明我国开始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刘伟认为，在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中，要更多地运用数量工具，包括信贷规模的控制、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直接用信贷管制，这也比单方面加息更合适。不过这个手段带有比较强的行政性，使用要慎重。
加息的做法应该慎重，因为有可能会恶化经济的失衡，加剧衰退。当前中国面临的不是单纯的通胀问题，还有经济停滞和衰退的威胁。在内需不足、民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热烈的情况下，若再用加息这种提高资金成本的方式，可能会进一步遏制内需的扩张。
另外，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不要过猛。因为目前中国的通胀是会长时期持续的。避免短期采取措施过猛，要把反通胀的措施长期化。
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现在不宜放在促进增长上，首要的目标还是反通胀，尤其是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也就是泡沫化。
刘伟说，中国的货币政策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紧缩的态势。不过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培育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是根本问题。
第四方面是汇率。现在的提法是汇率重新回到2005年以前的轨道。在2005年之前中国的汇率是盯住美元，因为美元在贬值，人民币就搭了美元贬值的便车。在2005年之前的几年间，我国的出口增速非常快。这种失衡直接反映为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带来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
在种种压力下，从2005年开始，我国调整了汇率政策，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加拿大元等等一篮子货币。这几年累积下来，人民币大概升了20%多。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以后，中国的汇率政策重新回到了人民币盯住美元，这是因为要保护我国的出口，争夺国际市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伴随择机退出等一系列的政策变化，我国的汇率政策又回到了危机前，采取所谓盯住一篮子货币这样的方式。这相对加快了人民币升值的通道。
不过刘伟强调，除了考虑人民币汇率的需求效应，还要考虑它的供给效应。当人民币升值之后，进口商品价格会下降的，特别是像石油能源等依赖度比较高的商品，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