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说，现在的金融监管主要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国际层次，一个是国家层次。在国际层次主要是20国峰会框架下的一个安排，协调所有的国际机构来进行。这个安排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它重组了过去的金融稳定论坛，把金融稳定论坛改成金融稳定理事会，然后各国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加入理事会来共同商量。这变成一个全球的治理结构改善或者监管标准改革的统一机构。然后又由这家机构组织了其他的标准型机构，比如说巴塞尔委员会、国际支付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等等，制定具体的标准。
国家层面当然以美国最甚，它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最深痛楚也最大，反思也最早，所以出台了它的金融监管法案。这个法案从提出来到通过大概历时370天左右，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很多的环节，14章2000多页。事无巨细，小到金融产品、大到金融机构怎么办都谈到了，而且对政府的监管部门、监管功能也重新梳理了一番。
比如说全面扩大了美联储的功能，同时缩小了监管机构的结构。其中争议最厉害的，就是它法案中的第六条，关于沃克尔原则的执行情况。按照沃克尔分业、混业的原则，金融机构理论上是要彻底拆开的，就是你从事这项业务就不能从事另外一项业务。但是很多金融机构反对，讨价还价，现在形成的协议是从事另外一项业务的比重不能超过资本金或者说整个资产的3%，其他的部分逐渐退出。因此可以预计，将来的结构可能还会朝分业的方向发展。这是监管的趋势。
但是从这个趋势来看，如果不对监管做一个反思的话，似乎有问题。因为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分，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是把金融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所以通常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本比较短缺，要加速资本形成，银行具有特殊的动员资本的能力，于是会看到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发展往往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如果把银行业的这种行为叫做资本便宜化，那么发展中国家政府一定会对利差进行控制，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市场化一直是一个问题。如果政府不仅仅是想对利差进行控制，而且还想控制机构的动员能力，那么这个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国有化的倾向就非常明显。这是对内的。对外如果为了加速资本形成，汇率对外币的高估是必然的，同时要进行资本管制。
这种金融机制的安排是不大会出现美国那种金融危机的。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尽管是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对亚洲国家来说，只是变成出口受阻引起的总需求下降和经济的衰退。虽然由于衰退导致了银行坏账增加，会触发利率的危机，但是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
这只是说儿童不大会犯成年人的错误，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没有金融危机就很了不起，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金融机构如何坚强，中国金融体系如何巩固。而只是意味着因为中国金融体系太年轻，还不大会犯难以承担的大错误。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这个问题迟早是会碰到的。
哥本哈根会议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统一监管标准的情况下，恐怕也要区别情况，也要像哥本哈根会议一样，应该有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监管。这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中国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出来的，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发达，而且中国的金融体系往往有财政化的倾向，就是把金融当成财政在使。其实看看去年反危机中间，应对危机鼓励贷款，这本来是财政的事，但是却是由银行去做。银行当成财政来使的情况，这就是传统思维的回潮。这个时候也千万不要因为中国没有金融危机，就以为中国就是最好的。只能说中国这套办法在现下是最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