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数千万初中生9月1日起进入新学年，但在滁州等五个安徽地级市及下辖的二十六个县（市、区）还有大量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截至本文撰写时尚未领到新学年的英语课本。各学校按课程表设定的英语课教学，因没有教材只能安排学生先行背读已学过的英语单词。
    事件缘于8月27日，安徽省教育厅下发文件称，阜阳、宿州、滁州、淮南、蚌埠五个地市初中三个年级重新选用新版本的英语教材，所涉的英语教材近100万册。而此时离开学日期只有四天时间。
    9月2日，恰逢教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与会记者自然不会放过安徽“教材事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仅含糊答复称“无论如何要确保孩子们在开学的时候能够有教材使用”；至于临时更换教材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该发言人只能以“这是新闻出版部门负责的事情”来作答。
    其实，教育部就规范教材使用，于2005年发过专门文件，主旨是各省虽有教材选择和更换自由，但必须遵循从初中或高中第一学年更换的原则。具体讲，初一教材可以另选版本，但初二和初三则不允许。因为，中途换教材犹如临战换将，影响学生成绩和教师授课质量。
    很明显，滁州等五地中途更换教材，违背教育部“红头文件”确立的“换教”原则。但滁州等地的违规做法事先却经过了安徽省教育厅发文认可。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受巨额利益诱惑不能自已。利益即回扣——接受央视采访的教材出版界人士承认，回扣一般有10%左右。其实，无需央视揭露，在学生家长眼里，这属公开秘密。滁州等地更换初中英语教材总量过百万册，假如教材每册10元，多达百万册教材的回扣是个什么概念，账人人会算。
    这些年，尽管“教材腐败”触目惊心，但在百姓眼里却早已闻腐而波澜不惊，他们已见了不少校长和教育官员因教材回扣而进大牢，再闻“教材腐败”新案，若有人拿来作为茶余饭后谈资，会被视为此人实在“背时”得可以。
    现实的无奈在于，“教材腐败”背后的回扣若归个人或小团体消受，且因分赃不均而东窗事发，主事者有可能遭法律惩罚；而若“教材腐败”收益进了学校或部门的“小金库”，现有《刑法》则难以对这种行为的主事者入罪量刑。无论商业回扣还是背后的“小金库”，只要系“集体所为”，直到今天仍仅被定义为“不正之风”，而可大事化小。
    就事论理，商业回扣原本就系市场经济伴生物，解放前的中国，商业回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商规”之一。可在有识者眼里，商业回扣的交易主体在国外或在民国时期都是“私商”，而在当代中国，许多商业回扣的交易主体之一方或双方，却异化为“官商”甚至就是公权力机关。这样，明明是犯罪行为，就被混同为一般市场交易允许的商业回扣。当然，在舆论压力下，类似举动不少被定性为性质含混的“不正之风”而作罢。
    安徽“教材事件”若作“严肃查处”，其性质也只能定义为“违纪违规”，这就意味着，这类公权力谋利之“勾当”每年都将继续发生，最多是表现形式有所区别罢了。无奈之下，有必要对教材发行的历史过程作一简略回顾：
    新世纪前，教材编发基本归“人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统吃，教材奇贵。于是，舆论呼吁打破“教材垄断”，结果，教材发行开启一条缝，各省“省教”（各省的教育出版社）都可从中分一杯羹。引进竞争原本一可提高教材质量，二可降低教材价格，不少评论当年作如此乐观分析。没料想，垄断虽被“相对打破”，但僧多粥少导致的恶性竞争随之相伴，回扣大行其道，害校长和教育官员无数。利诱及权衡之下，吃回扣者更由个人嬗变为“集体”，既可规避司法打击，又能让回扣最终流入众“个人”腰包，而政府信用受损，家长为“教材腐败”买单，社会风气则更加败坏。
    点破教材发行计划与市场的两难选择，并非说我们主张教材发行重走计划垄断老路。我们只想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光有市场化改革而缺乏“其他改革”为之配套，市场必然走形变味，往往弄成播下种龙收获跳蚤那般无奈，这样的无奈在当下的国内所在多有，“教材事件”只是诠释无奈的最新案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