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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讨论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分析2000—2009年的三大需求结构发现，这些年我国在这一结构方面基本上处于失衡状态。这种失衡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2001年—2007年，失衡主要表现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这7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5%，比2000年以前多增长了3.6个百分点。在增加的这3.6个百分点里面，出口贡献比例达到了63.9%，投资的贡献是26.1%，消费贡献不到10个百分点。增长的加速部分主要靠出口。
然而到2009年，又马上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结构，成了投资拉动型。在2009年创造的33.5万亿元的GDP里面，投资贡献22.4万亿元，投资对增长的贡献达到67%。这种结构的巨大调整，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美国在1940—1960年、日本在1950—1975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近些年中国的情况类似，但是他们的需求结构都没有出现这么大的波动。
“我们之所以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结构上出现问题，主要是三个原因。”魏杰说。第一个原因可以概括为发展战略的偏差，这也是失衡的主要原因。199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掉到了8%以下，当时为了保证经济增长，虽然在投资、消费上做了文章，但是实际上主要依靠的是出口。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出口越来越发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到了2004年，中国的出口比例已经开始过高。当时经济学界有人警告说，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最终会使中国遇到两种危机，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能够继续支持中国出口的时候，中国一定是国际顺差很大的情况，大量的外汇流入中国，将迫使中国的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币，从而出现膨胀。另外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不能允许中国出口了，这个时候中国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那个时候，地方政府还在把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作为政绩来讨论，因此政府继续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
第二个原因是行政资源的过度使用。中国行政资源的使用能力现在应该是全世界第一的，除了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空间外，中国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于是当时为了推动出口，中国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大规模地使用了行政资源。比如说出口退税，涉及3000多类工业产品，有的退税率达到了13%。
“我想出口企业有13%的退税利润就够了，谁还去开拓国内的市场？我们大规模使用行政资源，导致已经偏差的战略继续恶化。”魏杰说。
第三个原因是价格的扭曲。这里讲的价格主要是指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指人民币的价格。人民币实际有三个价格，一个是能买多少东西，叫物价。既包括消费品价格，也包括投资价格、资产价格。第二个是汇价，人民币与外币的比价。第三个是人民币的回报率，就是利率。本来这三个价格应该是联动的，但在中国是扭曲的，结果导致战略上出现扭曲。
把这三个问题找出来，未来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讨论到投资、消费、出口的问题时，我们就知道要让这三者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行政资源的使用和价格的平衡问题。
当然，还需要讨论的是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应该保持什么结构，各自占到多大的比例的问题。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仅仅靠消费拉动还没法保持增长，内需单纯靠消费是不可能的。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还是要投资、消费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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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结构调整的两个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