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将成为世界各国调整经济结构、寻求世界经济合作新模式、顺利完成退市最优战略，从而真正走出“危机”的关键一年。但是，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应对办法：一是全球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发展的严重失衡，客观上给美国金融机构带来了“金融创新”滥用的外部环境，在目前没有出现可以与美国市场抗衡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前提下，世界该如何监管美国在管理财富上恶意利用自己的“垄断”力量？二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断推进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组织的强烈干预来缩小失衡的程度，还是顺应市场的自然分工格局，继续发挥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寻求世界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三是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同，所以，基于维护本国经济发展目标所实施的一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看似独立的”经济政策，将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方向产生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去“约束”它可能带来的巨大的负外部性，那么，不仅会使其他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威胁，而且，甚至可能导致刚刚痊愈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和国际金融市场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
　　令人担忧的是，虽然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开出的药方却相差甚远。比如，来自欧洲阵营的发达国家，基本认同世界经济失衡格局是国际分工带来的必然结果，过于强调国际收支的平衡可能会对解决目前欧洲区域内低迷的需求问题和不断上升的技术创新优势带来负面的挑战。所以，他们认为根源的问题是要防止财富被滥用和掠夺的问题，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更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携手运行的国际监管体系。比如，应该建立全球金融业务风险评估基础上的审慎性监管（资本充足率、损失拨备比例等），限制过度的杠杆和卖空交易，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公允价值的会计制度改革，金融机构的薪酬约束机制，消费者保护措施，甚至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透明化要求等都应该纳入统一监管的体系中。只要这些方面达成共识，其他两大问题自然就会减弱，而且反而会在政府共同“助推”下创造贸易增长、技术溢出所带来的推动世界经济良性发展的“正”外部效应！
　　当然，来自新兴市场阵营的国家，无论是“石油美元”的国家，比如，中东、俄罗斯等，还是“商品美元”的国家，比如东亚，更担心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自己创造的美元财富所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当美国退市政策失效，美元全球泛滥，美元财富由此缩水的问题日趋严重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稳定性就会被捅出新的乱子。我们看到迪拜主权基金已经出现了美元账户上资不抵债的局面。同时，商品出口国家也意识到美国本土形成的越来越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对未来自己贸易立国战略的严峻挑战。于是，新兴市场国家团结一致，寻求分散风险和互助发展的合作方式，此起彼伏。
　　来自美国和其盟友国家的姿态是：一方面，为了维护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政府不得不顺应欧洲盟友的要求，在不牺牲自己创新能力和创新优势的基础上，推进落后的监管模式的改革；另一方面，为了拓展美国创造财富的外部市场，美国需要把自己的赤字减少与贸易伙伴国的责任“联系”起来，需要把资金过剩的客观局面作为这场危机的根源而归罪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政策不到位所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上。于是，在新的一年中，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可能会不断升温。 2009年12月30日美国政府对中国产的钢管征收10%到16%的关税，又一次改写了美国对中贸易制裁的强度！
　　笔者认为，面对美国贸易反倾销升温，我们完全可以“以牙还牙，当仁不让”。但是，中国如果过于和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较量，可能见效缓慢，甚至适得其反。当然，除了现在中央政府努力通过制度改革推进内需市场培育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现阶段发展的特征，外汇财富的保值和安全运作依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头等大事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和欧洲发出共同的声音，最容易形成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国际合力”，最能够在现阶段获取最明显的双赢结果！
　　尽管如此，目前欧洲主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推进还存在很多技术性障碍，如果对此了解不深，我们就不能对这种监管模式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有利机会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
　　首先，在今天的金融全球化环境中，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要想站稳脚跟，都在实施做大规模的战略。对此，针对业务范围广阔的金融垄断巨头，没有一个覆盖全方位的综合性跨区域的金融监管体系就不可能发现风险、抑制风险，尤其是规避像这场金融大海啸那样规模的系统性风险。所以，中国要积极加入最近推进的信息共享、危机处理优先的国际监管业务合作协议和推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国际监管指导委员会等国际监管体系的建设工作。
　　第二，如果监管模式采取各管各的方式，国际投机资本会利用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进行监管制度上的寻租、套利，最后导致危机无法防范，或者各国为吸引外资不得不放松监管模式，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积累越来越大，最后殃及全球。目前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的对立程度非常明显。美国有强大的势力在抵御监管，认为过度看重监管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世界金融舞台上的创新能力和获利优势。所以，在推进我们监管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适度性，否则，事倍功半，甚至效果适得其反。为此，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统一的标准，至少针对发达国家，而对自己也得构筑起抵御制度套利目的进场的热钱的防火墙，并在发达国家面前阐述发展中国家正当防卫的立场。
　　第三，很多分散在各监管部门的有用信息无法传递到公共的平台上，等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已经防不胜防了。尤其是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投机行为，如果不能全方位地把握它的行踪，就很可能错失良机。中国也应关注这一正在构建中的国际平台，并要对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有充分的了解。
　　第四，一个统一的监管体系便于明确部门责任，不会因为自己的过错，而乘外人不知情的特点，把错误归咎于别人。随着对美国次贷危机问题研究的深入，我们开始渐渐发现，不仅美国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而且就连美国政府，为了挽救IT泡沫经济崩溃给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利用自己国际货币的主导权优势，怂恿泡沫经济的恶性发展，演出了事后让全球分担美国利益损失的道德风险的闹剧。所以，中国为了捍卫自己美元资产的财富价值，就应该主动参与欧洲倡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人才问题。这些来自各国、各地区，并且长期以来从事非常专业和范围限定的监管工作的人才，突然进入一个需要重新创建明确的工作目标、工作方式的崭新的工作环境，前期的“试错阶段”可能带来的损失和造成的问题谁来承担？二是官僚作风。因为是最高权力机构，又加上是超主权运行机制，人员的流动性大，很可能就是“度假”的心情投入“光荣的工作”，没有能力也无法全身心地真正投入进来。即使“线上合作” 方式可以开展业务，但它的觉察能力和应急能力能发挥到怎样的程度，还是非常令人担心；三是协同效应比想象的要小。尽管信息共享的利益提高，但是工作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认知差异可能会冲销所谓的统一监管所带来的协同效应；四是监管不当。因为高风险监管业务和低风险监管业务混在一起监管，很容易产生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高风险业务监管不足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行为。从而降低了监管对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五是监管业务整合的不确定性问题。一些业务对某些国家某些产业有非常明显的正效应，但是，它同时又会积累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监管部门中的人员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回国后可能获得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职位或官位），放松应有的监管或滥用权力打压自己竞争对手国的金融发展，那么，这种监管业务的整合反而不如分行业或地区的监管模式，至少从事某一个特殊业务的人群在一起会形成较为客观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