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与信用透支
第二章中“地区竞争”一节，我们曾经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正面）角色。经过90年代以来的持续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稳定下来，中央政府集中了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而地方政府赢得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权。中央政府依赖行政、财政与法律三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但地方政府赢得相当的经济决策权。事实上，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地方分权来维持地方政府激励兼容与整体可控之间的双向平衡。
在双向问责制下，地方政府深度介入当地经济活动，并被某些分析人士视为中国奇迹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祸所伏，这一独特机制很可能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来源。这主要体现为，在财务与法理层面都没有建立起可信约束的地方政府积累起大规模调动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一过程导致资源的巨大错配，并以巨大的债务规模支撑这一危险游戏。
虽然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弊端在之前就已存在，但大规模呈现尤其发生在2008年之后。2008年全球经济遭遇美国金融危机的打击，以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激进刺激计划为契机，各地政府迅速发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秘诀：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2011年，各省市GDP锦标赛中重庆以167%的速度荣登榜首，正体现出这一模式的巨大威力。以下我们即以重庆为案例，解读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前因后果。需要指出的是，重庆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地方竞争的典型体现，其优点与缺点并非重庆独有，恰恰相反，其他很多城市，甚至大多数城市，多多少少都具有重庆模式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重庆模式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