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技术催生财富的重新分配
“富裕与贫穷之间的不平衡是所有共和国最古老的、最致命的疾病。”
——普鲁塔克(Plutarch)罗马传记文学家、散文家，柏拉图学派的知识分子
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领域的进步，正在驱动财富和收入史无前例地重新分配。数字技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复制有价值的思想、创见和创新。它既在为社会又在为创新者的财富创造着红利，但同时也减少了先前重要的劳动力因素，使得很多人不得不面临收入大幅下降的困境。
技术红利和财富分化的结合挑战了两个普遍却相互矛盾的观点。其中一个普遍性的观点是，技术的进步总是能促进收入的增长。另一个是自动化会给劳动者的工资带来损失，因为人被机器代替了。上面这两个观点都有一定的事实根基，但现实情况却有些不同。迅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没有哪一条经济法律指出，所有的劳动者，或者是大部分劳动者，都将会从这种发展中有所获益。
考察中产阶层的收入情况(也就是在整个分配体系中处于第50个百分点的劳动者的收入)是个不错的起点。1999年是美国中产家庭真正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达到顶峰的一年。那一年它达到了54932美元，但接下来就开始下降。到2011年的时候，差不多下跌了10%，也就是到了50054美元，即使这一年美国的GDP创了新高。尤其是，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呈现出了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在美国，自从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超过一半的收入集中在了10%的顶层美国人群中——这一年是2012年。1%的顶层人士获得了整个国家超过22%的收入，这一份额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两倍还多。在经历了2011～2012年的收入大增长之后——这一增长超过了1927～192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1%的顶层美国人之中又有1%的超级人士(在美国仅有几千人)年收入超过了1100万美元，这些人所占的收入份额达到了美国全部收入的5.5%。
尤其是在最近的一些年，随着像薪资管理软件、工厂自动化、计算机控制机器、自动化存货管理和文字处理等技术被用于日常工作，办公室文员、工厂工人以及从事机械式信息处理加工工作的人员的很多工作都被替代了。
技术不仅在掌握着不同规模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中间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它也在改变着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即在实体资本的拥有者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
当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购买了3万个机器人在位于中国的工厂里工作时，他是在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同样，当一套自动的语音响应系统取代了人工呼叫中心接线员时，整个运转体系的资本会出现增长，而劳动力相应就减少了。
据罗德尼·布鲁克斯推算，Baxter机器人的使用成本大约是每小时4美元，包括所有的成本。只要人工成本超过了每小时4美元，那么经济的刺激作用就会促使他们以资本(Baxter)来代替劳动力。
可以想象，在Baxter之类的机器人真正到来之时，对普通劳动者薪酬的影响也会呈现向上或向下的变化。如果一些劳动者的工作和机器人可以替代的工作非常接近，那么他们的薪酬就会面临向下的压力。如果摩尔定律和其他技术进步因素能够促使未来的Baxter版本的使用成本达到每小时两美元，然后下降到每小时一美元(甚至还会继续降低)，而且机器人所能操作的工作任务种类和复杂程度都在增加，那么这些劳动者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糟糕。
技术不仅在掌握着不同规模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中间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它也在改变着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即在实体资本的拥有者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
在美国，劳动力占GDP的份额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呈下降趋势，在2010年第三季度跌落到它的最低点——57.8%。而且，这也是一个全球现象。
劳动力份额的下降，部分是由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两种发展趋势的影响和后果：参与工作的劳动力减少了，而那些还在工作的劳动力工资也比以前更低了。结果，虽然在过去劳动力报酬和生产率一直是相继发生增长的，但在最近一些年，它们之间的鸿沟扩大了。
如果生产率在增长，而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在攫取价值，那么谁攫取了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实体资本的所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