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地区格局下中国周边战略目标的调整
在中美之间竞争与相斥的东亚二元格局下，首先需要避免导致地区秩序陷入冲突的常态中，这也是中美邻三方的共识。在此前提下，主动塑造一个以我国为主、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周边合作秩序，是中国作为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近一年来，新任领导班子在周边做出的外交策略调整总体是成功的，开始扭转自2009年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被动局面。其中具体体现为：基本打破周边国家对中国继续韬光养晦的预期和相应的机会主义动机；促进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与中国无领土争端的盟国之中立化趋势；对美国、日本、菲律宾基本实现由被动转向战略主动；提高了与周边大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战略互信。在逆转周边困局的过程中，“经略周边”的理念被提出，这是向一个以我国为主的周边秩序方向努力的积极信号。从防御性角度，经略周边是为防止中国外围形成国家间进攻性联盟遏制我国长期发展，降低中国崛起的外部阻力。从积极主动的角度，经略周边旨在塑造对中国长期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便于在该地区寻求与我国实力增长相称的影响力。
周边格局变化和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目标，使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周边外交工作会议，规模超乎预期，凸显了周边战略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性。面对周边格局和环境的变化，中国周边战略大方向正在进行重要调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中国对周边的态度从以被动应对危机和麻烦为主，开始转变为将该地区作为中美全球博弈的地缘依托地带进行主动塑造和经营。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出台外交、政治、军事、经济相互配合，中央地方双层互动的整套周边战略规划。其二，中国周边外交正在面临从立足“韬光养晦”向全面有所作为的转型。伴随中国外交转型，中国需要面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例如：对外政策是否仍然压倒性地服务于经济利益？是否仍然刻意回避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不结盟”的外交原则是否需要做出更为灵活的解释或调整？美国是否仍然将作为我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与别国及地区关系是否继续让位于维护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为邻国提供安全保护承诺的状态是否仍会持续？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针对这些问题或许会给出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外交答卷。其三，大国外交的内涵正在发生由客体到主体的变化，从我国对大国的外交，转变为我国是大国、以我国为主与其他大国的外交。新型大国关系从以中美关系为主，全面扩展到以中俄、中印、中欧关系并重。其四，中国正在实现由外部世界认知中的“被崛起”到主动寻求“崛起”的转型过程，将提出对现有国际体系产生观念上冲击的地区秩序理念及话语主张，争取在周边国际社会获得更多共鸣和具有相似发展诉求的战略伙伴。其中主要表现为力主塑造一个由强调互利共赢上升到基于身份认同、含有明显地区色彩的东亚“命运共同体”。
基于周边战略环境的变化和积极主动“经略周边”的外交思路转型，中国首先需要对外明确自己在周边的战略目标和秩序主张，以便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并进一步确定实现目标的战略手段。周边战略目标的设定首先需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从实现可能性上讲，它需要被大多数周边国家所接纳，最好获得其共鸣。在新的地区格局下，我们认为中国未来5~10年周边战略的核心是要构建有助于区域国家共同发展的开放、包容的地区秩序。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国家认为地区秩序未来方向充满不确定性，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也以不同形式的矛盾体现出来。中国需要直面应对这些疑虑和矛盾，通过塑造互利共赢的地区秩序为自身和平崛起赢得有利的周边环境。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由于相对实力变化带来的竞争和矛盾不可避免，在短期内难以化解。但是对于大多数周边国家来说，中国有能力通过主动作为，更多发挥中国崛起的积极因素，缓解负外部性带给周边的威胁感，为自己赢得更宽松的崛起空间。
中国需要通过明确周边战略的调整目标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崛起的诉求。这一诉求的核心，是使国内民众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以及在外部世界获得与承担责任相称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中国需要让周边国家相信，中国寻求的地区秩序是将自身发展和民族复兴与周边国家的长期利益相互融合。只有这样，才能让周边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长期期许超过实力对比变化带来的短期不适感。中国官方已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0月24日，http：//wwwgovcn/ldhd/2013-10/25/content_2515764htm。按照笔者理解，“命运共同体”包括三个层次：分享共同利益、面对与解决共同威胁和危机、建构身份认同。根据以上三层含义构造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惠及周边的地区秩序，中国可提出三个核心理念：一是谋求共同发展，二是促进开放竞争，三是强调相互包容。这些理念具体体现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中国周边战略的调整目标可作如下概括。
第一，倡议地区国家间政治权利平等，防止美日两国在周边发动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政治联盟。中国崛起和周边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一个能够合理体现各自诉求的宽松的地区政治环境。在目前中美竞争、相斥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国在周边需要长期面对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其特点不同于传统同盟关系。这是一个在安全和意识形态上依附于美国的不对称体系，其成员不具备根据自身利益灵活调整结盟关系的能力。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尽管中国外交“不结盟”原则迟早将做出灵活性调整，但中国在周边建立一个与美国相互竞争的联盟体系在中期内不现实。因此，中国对周边政治环境的营造首先需要建立在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当前主流国际规范基础上。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地区秩序，既不利于中国影响力的发挥，同时也将有损于周边国家的政治独立性。因此在政治领域，中国需要努力倡议一套比美国单边霸权秩序更具有道德合法性和吸引力的秩序理念。其中主要内容可包括，地区各国无论大小强弱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在地区治理方面均具有提议权和发言权，并通过协商方式共同解决地区公共利益问题。
在倡议区域各国政治平等的基础上，中国同时要努力寻求开放性的地区政治秩序，明确反对美国联合日本等周边国家合力遏制我国和平崛起。美国在中国周边主导的政治、军事联盟体系带有明显的制衡中国意图。这种集团化的地区政治生态，既给中国和平崛起制造了较大的压力和阻力，也不符合周边国家谋求长期发展的利益诉求。由大国主导的军事和政治集团化不但历史上曾给亚洲和平带来重创，而且在现实中它使地区步入政治对抗关系的风险增加，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压力上升的重要原因。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都在努力寻求自身发展，并不希望卷入大国间的政治集团竞争，尤其不愿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此，中国可借此在周边努力营造去集团化或弱集团化的政治环境，争取以平等基础上的地区政治协商机制逐渐取代目前美国霸权体制下的集团政治生态。
第二，在安全领域发挥大国协调作用，建立以中美为主的地区公共安全机制。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发展的共同愿望和保障。中国周边地区在美国“重返亚太”和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对安全保护的需求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实力对比变化以及大国权势转移的过程中，不确定的安全隐患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发展的共同障碍。同时，由于存在海洋争端、朝鲜半岛问题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以及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难题，因此建立避免国家间冲突失控的安全协调机制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机制符合地区所有国家的基本利益。中美地区战略目标虽然分歧比较大，但双方都需要相对稳定的地区发展环境，共识一是避免地区冲突陷入不可控状态，二是尽可能降低由于政治对抗导致的经济损失。
中国及周边地区主要由三类国家组成：一是以中国为代表，具有独立军事防御能力且对周边邻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安全自助型大国；二是美国军事联盟体系中不具备安全自助能力的被保护国；三是不从属于美国军事联盟体系，但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中国周边的安全问题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其中多数国家军事实力较弱，在安全领域不具备自助能力。相比而言，对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在提供安全保护方面具有更强的实力和协调能力。东亚地区的安全议题和保障责任一直由美国单边主导，形成对中国不利局面。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和美国财政负担能力的下降，中国以合作和建设性姿态介入周边安全领域的可行性上升。为提高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应当更多参与地区安全事务，担负起地区安全保障的责任，为维护和平的地区安全环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处理地区安全议题上，中国要积极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建立有效的地区安全协调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同时与美国分享相应的权力。在地区安全领域，中国追求的战略目标是形成以中美为主的大国协调机制，共同发挥彼此对于地区国家的影响力和约束力，降低由于突发事件或国家间冲突给整个地区带来的安全威胁，避免地区陷入军事竞争的“安全困境”。
第三，促进开放、共同参与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开放、共同参与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不但对中国和平崛起至关重要，而且符合多数周边国家的利益，容易获得它们的共鸣。中国周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聚集的地区，大多数国家同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位置，与发达国家市场的关联度高，抵御外部经济风险和冲击的能力较弱，特别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期，受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宏观经济政策伤害较大。因此，中国需要为自身经济崛起和周边多数国家的长期增长争取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与之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此外，中国与周边多数国家共同面临可持续增长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问题。中国有能力通过对周边提供更为广阔和开放的市场，促进地区共同发展环境，并由此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期待值。
促进开放、共同参与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也是当前中国突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围剿”的有效策略。面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代表的生产者集团的竞争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重构并主导全球和地区经济规则，试图巩固消费者国家集团对市场定价权的控制。在金融、国际分工、高新技术等核心领域，美国重构的全球和地区经济规则网络开始由多元开放和鼓励参与转为有条件准入，通过TPP和TTIP等“俱乐部式”的地区多边机制，把中国等具有竞争力的新兴市场国家排斥在规则体系之外。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针对此，中国在经济领域应团结多数周边国家，促进共同参与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同时在现有地区和全球经济规则的边际上寻求合理的增量改革，使这些经济制度安排能够更公平地体现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度。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在周边更多整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促进开放、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机制，有效利用美国重塑地区规则中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群体矛盾，缓解美日等发达国家集团限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效力。
第四，改变粗放经济外交模式，以主动作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从中国崛起进程中切实分享福利，缓解中国崛起的地区威胁认知。2009年之后，中国在周边基于互利共赢原则的“以经促政”战略效率下降。在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大背景下，中国有必要调整“以经促政”战略的粗放性实现方式，超越以往单纯的经贸互利共赢和各取所需，积极主动地推行惠及周边政策，争取让更多国家的国民利益与中国崛起的方向一致。除了通过继续开放，让周边国家分享来自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收益，惠及周边的思路可在如下领域拓展。
其一，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最终消费品市场。中国目前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更多体现为进口对方的初级产品和原料，未来中国需要更多消化周边国家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能力，鼓励其制造业发展。其二，惠及周边不仅要体现在总量意义上，更要落实在微观层次上。近年来，中国对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观，但总量贡献的效果往往并不直观，开采资源和破坏环境给周边民众带来的微观感受却是直接的。因此，未来惠及周边的措施需要更多战略性考虑，约束和规范中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单纯追求利润的行为，树立其良好的商业道德形象，使对外投资的切实利益深入对方国家民间社会层面，真正让周边国家的企业、民众获得实惠，以降低中国崛起带给周边中立国家的“生理”不适感，从而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其三，惠及周边思路要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中国需要区分与周边国家政治趋冷是源于难以逆转的长期结构性矛盾，还是中短期可以调整和改进的情绪性问题。与之相应，根据周边国家与我国不同的友好程度和态度，中国需要制定一套错落有致的惠及周边方案。其四，在多边层次上，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可通过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安全和经济公共产品，使周边国家分享到中国国力强大带给地区的公共福利。当然，其前提是中国获得与公共贡献相称的地区大国地位。
第五，推动地区发展理念的多样化，使中国发展模式被更多周边国家理解和接受。宽容、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有助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协调。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在社会文化领域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东亚国家曾深受古代中国文化传统、近代西方条约体系和战后美国推动的社会民主化浪潮的影响，构成多重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相互交织并存的社会。南亚和中亚地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和制度特点。而如何将自身社会文化和制度与长期发展目标相互协调，多数国家都仍处于探索过程中。中国在社会文化领域要努力缔造一个相互包容和尊重彼此观念分歧的区域国际社会，倡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理念的多样化，使地区国家尽可能排除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差异等干扰因素，将注意力集中放在与本国发展、地区合作和区域共同进步切实相关的议题上。
诠释中国发展模式，使之被多数周边国家所理解，是缔造周边和谐社会的关键。基于自身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特色，中国一直努力在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框架下摸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尽管仍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这种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绩效。与此同时，它也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异己”发展模式而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等标签，成为抹黑中国和制造“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针对此，中国要以有效的方式让自己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被更多周边国家接受。美国在中国周边试图移植的所谓西方制度和发展模式不能使这些国家突破社会经济增长瓶颈。在如何将自身文化、制度与长期发展目标相互协调问题上，多数中国周边国家仍处于探索过程中。中国可以更为积极地宣传自己的发展模式，将其中经验与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或面临共同难题的周边国家分享，帮助这些国家切身体会到中国发展模式的现实合理性。与此同时，为回应“中国威胁论”的舆论造势，中国还要结合自身发展模式的优势，提出真正代表本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共同诉求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主张，在观念上冲击美国试图联合西方发达国家集团重构的多边秩序。
最后，中国周边地区不仅是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与中国之间的博弈。在美国力量所主要覆盖的东亚地区，中国需要特别把握与己关系相对友好或中立的力量。如果策略得当，中国可以做到使尽可能多的周边国采取中立，而不是追随美国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展。面对中国崛起，周边国家的利益诉求、利益排序和对待美国重返亚洲的态度存在差异，它们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各有不同。中国需要进一步细化与这些国家不同性质的关系，进而采取差异性的外交策略应对。即便美国的军事盟友亦不应等同视之。比如泰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就相当温和，孙学峰、徐勇：《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动因与启示（1997-2012）》，《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韩国也并不积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印尼具有一定规模和地区影响力，不希望美国主导的亚太合作分化东亚合作框架，更不会轻易倒向美国，是中国可以团结的对象。马来西亚、泰国更看重中国经济增长带给地区的福利，对待中国崛起态度相对温和，也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友好力量，至少是中立力量。老挝和柬埔寨是与中国有传统友好关系的国家，应进一步通过次区域合作巩固与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在周边推行差异化策略的原则应是，对中国的友好程度与该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大小相一致，损害中国利益的大小与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疏离程度相一致。确立该原则的目的在于消除一些周边国家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向中国施压，试图以此从中国身上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幻想，尤其要防止部分国家通过制造事端对中国的“求稳”心态进行利益敲诈的企图。通过差异性的外交策略来处理与周边国家不同性质的政治、经济双边关系，同时有选择性地推动小多边或次区域合作，将有助于缓解中国当前在东亚多边层次面临的困境。
以中美互动为主导的中国周边格局主要体现在东亚，这也是中国周边战略布局的重点地区。与此同时，在中亚和南亚这两大美国力量辐射能力较弱的周边地带，已分别形成以俄罗斯和印度为中心的地缘生态。随着这两个大国的介入和关注，多极化力量正在中国周边地区角逐。俄罗斯希望借助中国崛起实现自身复兴。中俄两国之间的利益基础和发展逻辑，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力量对比的失衡，促进了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推进。王树春、万青松：《论新型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结伴还是结盟？》，《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未来深入和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和东北亚、中亚安全领域的合作都将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起到反制作用。作为南亚近邻，印度看待中国具有一定竞争心态，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同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印在争取国际组织话语权上具有共同利益。中国可充分通过金砖合作机制这一突破口，在南亚与印度和谐共处，并且争取其在东亚重要问题上保持中立。总之，身处正在转型的周边复杂环境中，中国要以战略视角争取友好力量、利用多方矛盾，为自己争取下一个十年的周边战略机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