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美互动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向
在美国这一域外因素影响下，地区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使未来东亚地区公共利益供求关系的三个核心变量——供给意愿、供给能力和需求存在较大变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未来东亚地区秩序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冲突和相互协调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定位。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区域公共利益供给互不兼容甚至相互排斥的状况呈现不断升级之势，则东亚地区秩序形态有滑向冲突的风险。一旦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对华遏制战略令中国感到崛起成果难以守护，或其行为挑战到中国在领土主权等安全领域的底线，则中国或许不得不通过对抗性的方式处理与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关系。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或Gao
Cheng，“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2011）；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整个地区可能由此被拖入更为频繁的冲突状态，对于区域安全公共利益的需求随之上升到高位。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对于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将表现为以减损对方权力和供给效用为目标的零和博弈策略手段，而难以真正满足地区在公共领域的高位需求。东亚地区将随之向低水平供给与强需求的高位失衡状态演化。
东亚地区是否能够维持和平秩序，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如果美国坚持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方向，则理论上中国单方面避免东亚地区向冲突转型的策略是抑制自身硬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令美国感到中国成长为地区霸权的威胁消失或明显缓解。如此一来，东亚地区可能回复到2009年之前那种建立在中美彼此兼容和互补的供给模式基础上的二元松散合作秩序形态。这种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符合美国和多数东亚成员的意愿和利益：美国为东亚提供低成本的安全公共产品即可获得地区主导权，东亚成员则可以继续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分别从中国和美国身上获益。东亚国家的理想策略参见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pp113-157.但是，这种状态不具有稳定性。中国为东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地区公共利益的动力在于，通过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方式获得发展空间，或者借此缓解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如若偏离自身发展这一终极目标，或者其实力和影响力的消减令美国放弃对其施压，则中国很可能失去对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动力。因此，这种建立在内在战略逻辑矛盾基础上的东亚秩序演变方向不可能长期维持。关于中国崛起过程中对外战略在目标和策略上的逻辑矛盾和内在冲突，可参见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
如果中美一方在竞争中形成明显优势，获得稳定的地区单一主导权，并替代原有供给机制，独自为东亚地区的公共利益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则东亚地区会向单极松散合作秩序形态演化。作为东亚区域外强国，为了巩固合法性，由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最终会是一种将其自身纳入其中的、具有新地域范围及含义的地区秩序。正如当前美国在东亚地区所采用的策略那样，它正在重新界定和塑造地理边界和地区身份认同，力图在概念上用“亚太”地区和“环太平洋”地区合作秩序替代东亚秩序，进而将地区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主导权进行整合，改变地区目前的二元格局。然而，随着相对实力的衰落，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制约下，特别在其内部民主制度约束和利益集团压力之下，美国独立扮演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者、满足地区公共利益的总体意愿和能力均呈现下降趋势。高程：《认同危机、社会裂痕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尽管美国不断高调重申“重返亚洲”的决心，但是通过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过程中其对外政策和国内反响来看，美国未来在东亚独立承担安全和经济领域公共产品所带来的财政负担难以在国内获得政治认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受制于国内社会不断上升的“孤立主义”情绪及其在对外事务中受约束越来越多的财政支出状况。因此，美国更倾向于采取低政治对抗性、低成本投入的战略阻止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上升。
美国在东亚博弈筹码和优势战略资源，其一在于军事领域对盟友的影响力及其东亚国家对其安全保护的需求，其二在于通过主导地区规则控制贸易、金融等多边交易渠道的能力。如果美国未来单极主导东亚，将基于以上博弈筹码做出长期战略部署。针对军事和联盟体系的优势资源，美国将在传统安全领域更多运用“离岸平衡”战略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其中重点是推动中日两国在政治和经贸领域相互消耗，并从中获利。针对此，美国会努力维持中日钓鱼岛争端的长期化，通过操纵这一矛盾以较小的成本巩固在东亚安全领域的主导权。除了安全领域，美国在东亚的经济优势在于，它在该地区拥有高达24%份额的最终产品消费市场，Asian
Development Bank，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Intergration：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http：//wwwiadborg/intal/intalcdi/PE/2011/07384pdf，p3.可以通过最终产品消费市场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对东亚生产分工网络拥有控制能力。因此，美国在东亚将投入更多关注和资源重构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网络和经济合作议题，力图通过新的排他性地区多边机制，把中国阻挡在规则体系之外，或在时机成熟时将中国约束在对其不利的规则体系之内，进而通过改变东亚地区经济结构和游戏规则，边缘化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影响力。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将作为美国单边主导亚太地区经济规则，与中国竞争经济影响力的主要机制平台。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
中国在竞争中发展为东亚地区的单一主导力量，其前提是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由于内外部负担而难以维系，世界格局重新回归地区主义。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进一步取代美国、欧洲和日本，成为东亚地区最主要的最终消费产品市场，实现从区域内外经济枢纽向地区内部经济命脉的角色转换。对此中国积极的战略目标应为，通过更多吸收东亚成员的最终消费品生产能力来帮助扩大整个地区的内需水平，使东亚逐渐发展成为内部相互依赖、对外相对自立的生产链，并由此将东亚市场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结构转化为地区政治影响力。其二是缓解自身崛起给东亚地区多数国家带来的安全威胁认知，至少要将这种认知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避免由不确定性导致想象空间的无限扩大。只有当地区安全问题不再敏感和突出时，建立在传统军事力量基础上的联系性权力在东亚地区权力格局中的权重才能下降，以经济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性权力才能更多转化为地区影响力，东亚地区主导权的主要来源才能实现由前者向后者的转移。按照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定义，结构性权力是在特定领域形成游戏规则的能力，它决定着世界经济体制，而世界经济体制又体现着政治权力的分配。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以中国为单一主导力量的东亚秩序能否在未来演变为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紧密合作形态，关键在于区域公共利益的需求和供给机制是否能够内生化。只有当东亚地区公共领域的内部挑战足够强劲并具有持续性，以致整个地区对高水平合作的需求长期维持在高位上，东亚成员才会在权力让渡方面作出更多妥协，使地区形态向紧密合作秩序演变成为可能。欧洲紧密合作秩序和地区主义模式是基于内部安全公共产品需求所催生的“欧洲共同体”供给模式。东亚地区因内部公共需求不足，总体上不具备形成类似欧洲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土壤。东亚共同体建设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东亚”身份认同对成员的吸引力和“东亚”与其他身份认同竞争的程度。周方银：《共同体与东亚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而东亚地区主义的成长一直深受外部力量干扰，特别是大国竞争的制约，共同体认同相对脆弱。如果未来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帮助东亚国家一同应对和解决地区增长瓶颈和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公共问题，并在构建内生合作秩序过程中凝聚“东亚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则东亚共同体和地区紧密合作关系的建立并非全无可能。但是，这对于中国和内部合作根基松散的东亚地区而言任重道远。
由中国单边主导的东亚松散合作秩序还有另一种演变的可能性。由于松散合作秩序是一种区域公共利益供求失衡的不稳定状态，因此在外部竞争压力缓解后，中国可能会由于缺少必要的回报而逐渐丧失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动力，以致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化趋势向各自为政的无合作秩序形态回归。中国所面对的地区内部利益诉求在于，大多数东亚成员国不仅期待通过合作平台解决地区公共需求，而且希望建立相互约束的合作关系，集体抑制中国主导权的建立和运用。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它们一方面力图效仿欧盟，将避免形成一国独大局面的目标内化到合作机制和规则之中，另一方面格外强调突出国家主权至上，抵制和质疑任何形式的超主权国家机构和力量。仇发华：《结构性地区主义与开放性地区主义——西欧与东亚的比较》，《当代亚太》2011年第2期。东亚多数国家谋求的是大国承担主要公共责任的同时利益平等分配这样一种投入和收益不对称的合作模式。中国未来需要考虑，在外部竞争压力减小的状态下，战略上是否选择为一个回报消极的东亚地区持续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以维持松散的地区合作关系。如何抉择将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地区秩序观和全球战略考量。目前为止，迅速跃升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的地区秩序观，和以东亚区域为依托的世界秩序观，而是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与自身短期利益密切关联的具体外部问题上。但是，作为不断上升的地区主要力量，东亚秩序的演变方向和身处其中所面临的战略选择，将是中国未来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