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5天内，美国三家银行陷入危机，虽其业务重点不同，客户群体各异，却都是美国多重弊政合力制造的恶果，暴露了美国在财政货币政策、美元资产信用、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均已陷入治理危机。

　　过去几年，美联储急刹车、猛拐弯，使货币政策经历由超级宽松到超级紧缩的戏剧化过程，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2020年美联储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配合美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结果导致通胀高企。为遏制通胀，自去年3月至今年1月，美联储共加息8次，累计450个基点。

　　其结果是，在资产端，美国各类金融机构低利率下加杠杆购入的美债等资产，在高利率条件下开始出现账面亏损。更糟糕的是，在流动性趋紧背景下，银行被迫提前抛售这些资产并承担实际亏损。

　　在负债端，储户在经济预期不佳背景下，加速提现，从而不断恶化银行流动性，最终引发兑付危机。

　　目前摆在美国货币政策和监管部门面前的有两类政策悖论。

　　其一是如果继续加息，可能导致更多银行发生兑付危机；而如果暂缓加息，则高企的通胀可能失控。

　　其二是如果当局对相关银行展开大规模救助，则相关措施将与美联储时下的紧缩政策势必产生彼此抵消的效果；如果拒不救助，则可能发生连锁反应。

　　对待本轮危机，美金融监管当局目前救助措施仅限于帮助储户顺利提现，而不会用于救助机构。然而，一旦危机在金融系统发生大面积“传染”，机构救助问题势必重新摆上桌面。

　　本轮美国银行业危机也令人反思“美元资产安全性”悖论。正是这些长期被视为避险资产的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等所谓安全资产债券，才让硅谷银行等投资者陷入困境，成为风险之源。

　　当前，美国激进加息导致美债收益率曲线深度倒挂，2年期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幅度创下40年来最大，持有大量美债的机构蒙受了巨额账面损失。那些迫于流动性压力而提前抛售债券的机构，不得不吞下“浮亏”变“实亏”的苦果。

　　具有戏剧性的是，本轮危机爆发后，美国2年期国债受到热烈追捧，收益率两天内下跌了48个基点。这说明，在恐慌情绪支配下，缺乏避险投资选择的投资者，再度选择增持作为“避险资产”的美债。

　　本轮银行业危机的显著影响还在于其对美国风投行业和初创企业的巨大冲击。据业内人士估计，近半数美国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以及44%去年上市的美国风险投资支持的技术和医疗保健公司，与硅谷银行有业务往来。鉴于美国近年来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大搞科技脱钩政策，前期已限制了风投行业吸纳全球资金的能力，压制了某些科创企业的估值水平和发展机会。硅谷银行倒闭显然是雪上加霜。如果再叠加美国经济衰退等负面因素，本次事件甚至会弱化美元基金在全球创投领域的话语权和盈利水平，或有损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产生改变全球科创版图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