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内需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传统内需动力正在弱化，新兴内需动能方兴未艾。新旧内需动能转换给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必须按照党中央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布局，深入实施内需驱动战略，坚定做好经济工作信心，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022年10月11日，工人在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一家企业厂房屋顶安装光伏发电板（无人机照片）。（资料照片）
传统内需动力正在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时代，驱动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动能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缩小，传统内需动能持续减弱，新兴内需潜力尚待培育和释放。
2012年至2019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渐下降。就消费需求看，我国城乡居民已经整体告别了温饱型、高增长的需求，人民群众需求向中高速、多层次、全方位、高质量方向转化升级。伴随着经济发展，一方面，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另一方面，供给端升级滞后，部分中高端供给不足，导致部分中高端潜在消费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就投资需求看，我国正处于从做大增量向做大增量和优化存量并存转变，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增长瓶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逐步主要从工业化、城镇化、房地产三大领域铺开，围绕传统工业化、城镇化、房地产的增量投资增长动力减弱。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冲击影响，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被抑制。
内需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这是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情况的准确判断。
首先，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虽然202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2741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既要看经济总量，还要看人均水平。
其次，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依然充分。从投资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总体还不高，新型城镇化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房地产市场有望实现中速发展，新型工业化正在推进，制造业正在转型升级。特别是投资领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投资潜力巨大。从消费看，人民群众收入和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崛起，新型消费业态加快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势头强劲，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正在中国形成。总体上看，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还很艰巨，支撑和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空间广阔，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拥有充分条件。
再次，各项政策效果将持续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新型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正在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发展前景无限广阔。
建设内需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
要按照党中央的工作部署，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建设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首先，努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提高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打开消费增长的空间。要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要严格产品的质量、技术和安全标准，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在化妆品、服装、家纺、电子产品等消费品领域培育一批高端品牌，全面提高售后服务、终身服务水平。适应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消费需求，顺应人民群众向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领域拓展的需要，发展现代高质量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推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消费提质扩容。发展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鼓励定制、体验、智能、时尚消费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针对城乡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和消费需求的升级，打造温馨、多元化、富有文化内涵的消费空间，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规划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改善县域消费环境，推动农村消费梯次升级。继续发展线上消费，推进线上线下更广更深融合，规范平台企业合规运行，引导企业合理降低商户服务费。
其次，着力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上下功夫。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指导线形成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比例，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队伍，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群体对象，拓宽技术工人收入上升通道，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完善小微创业者扶持政策。完善再分配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完善兜底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全面加强社会保障能力建设。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推进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向职业劳动者广覆盖。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基本生活救助制度和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等专项救助制度。
第三，努力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注重加快补齐投资领域的短板，把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提高质量、稳定经济运行结合起来。聚焦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特别要加大对公共卫生应急保障、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推进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落实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规划，优化铁路、公路、水路、油电气通道、网络通道、机场和海港的布局，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防洪减灾工程，提升国家森林公园、草原建设水平和沙漠、戈壁治理水平，推进重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特别要按计划推进列入“十四五”规划的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星际探测、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投资建设。要加大对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投资保障力度。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加大对中低端产能更新换代、对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按照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求，加大对城市的交通、公园、水系、文化设施和基本生活保障等基础设施投入，积极推进对上个世纪建设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计划，加大对县域和小城镇的环境提升改造投入。围绕农业现代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提升县域农业产业园的建设质量，加大对事关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农村村落的调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作者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