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期以来，有些人对“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理解存在片面之处，忽视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要求，甚至认为外贸外资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已经不重要。因此，有必要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澄清一些片面的观点。
外贸依存度等指标的下降不意味着对外经贸工作重要性的下降
近年来，在全球贸易投资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外贸外资稳步发展，保持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地位。与此同时，我国外贸外资在经济增长、财政税收、就业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外贸外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例如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货物进出口占GDP的比值）为31.8%，对比2006年的最高点64.2%下降了一半。除此之外，外贸顺差或者经常项目顺差与GDP的比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所有进出口的比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等指标均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外贸外资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如何看待外贸外资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扩大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上升，我国外贸外资与国民经济总量的比例有所下降，这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规律。经济体量越大，一般外贸依存度会相应下降，上述的各种指标也可能下降。例如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外贸依存度为19.7%，远远低于我国。在今后一段时间，预计我国外贸依存度仍会有所下降。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外贸外资对我国经济社会贡献的下降。
上述指标的下降也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下降。实际上，尽管多哈回合谈判停滞，通过近些年的自主开放，中国在2006年之后的最惠国平均关税从大约9.8%下降到大约7.5%；与此同时，通过签订一系列的自贸区协定，进口商关税负担还有进一步的下降。在外资领域，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对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外资限制程度进行了评估。他们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13年以来对外资限制程度迅速下降，下降幅度是各主要经济体中最大的之一。实际上，虽然全球直接投资连续四年下降，今年很可能会是连续下降的第五年，但我国吸引外资的流量近年来不仅保持了稳定而且略有上升。
当然，外贸依存度这些指标如果下降过快，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外贸外资的发展应该有适度规模，不能因为国民经济内循环的重要性而忽略国际市场外循环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外贸依存度等指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体量的上升，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新的特征。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形成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来源而非放弃国际竞争的理由
人口众多是中国的一大特点。以往这个特点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价格便宜，但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劳动者收入的上升，这个特点日益表现为庞大而且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中国企业对外竞争力的优势来源也日益从便宜的劳动力转化为庞大的国内市场。
很多人看到了内需与外需相互替代的一面，但是，对于规模经济型产业来说，庞大的内需可以成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优势来源。在一定条件下，内需与外需也会呈现出互补关系。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轨道交通、通讯设备等领域，有一批中国企业做到了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来增强对外竞争力，我们的大部分外向型企业还没有做到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强调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是弱化企业的外向性，反而是为了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获得中国大市场利益的企业，更容易形成出口。因此，强调大市场优势并不是认为中国市场大到可以容纳出口型企业的所有产能，而是要发挥国内大市场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定经营并提高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协助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内销，不是放弃海外市场，恰恰是为了帮助出口型企业熬过困难时期生存下来，同时保住已经建立的外销渠道。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并不意味着内需体系本身构成完整的需求体系，外需仍然是整个需求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对内需的满足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内供给。要真正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需要正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含义。
第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意味着国内大市场应该是统一的、完整的，而不是分裂的、破碎的。要制约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第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市场导向型生产活动，消除压制内需的不利因素，把潜在内需挖掘出来。要通过降低贫富差距，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活跃中西部地区生产与消费活动，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推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
第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意味着不仅仅要完善商品需求体系，还要完善要素需求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
第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意味着应该积极扩大进口，引进国际上适销对路的产品和要素满足国内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封闭的内需体系不可能是完整的内需体系。
如果我们能够构建开放、统一、完整的内需体系，它就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来源，成为吸引外资的优势来源，从而有利于中国企业包括依照中国法律建立起来的外商投资企业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大循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又能够提高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使得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才能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我国对外开放早期的一大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我们一度没有资本、没有市场、没有技术、没有原材料，只有劳动力。通过发挥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我国逐渐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并且地位有所攀升。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扩大，早期的对外开放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也没有必要固守。我国对外开放应该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开放应该是全面的，深入的。要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使得双循环相互促进成为对外开放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有观点认为，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深度融合是不可能的，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很难实现的，脱钩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能不能使得双循环相互促进，会不会脱钩，关键在于中国自身的政策，而不光是看其他国家的政策。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纵向的国际分工关系，中国在低端，发达国家在高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扩大和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扩展与攀升，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分工日益横向化，纵向分工和横向分工同时存在，横向分工的比重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部分生产环节的回归和转移是具有一定的经济逻辑的。部分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和供应链稳健性的考虑对其在全球价值链上布局的一些调整对我国经济也并不会构成严重的伤害。绝大部分的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仍然是基于基本经济规律在发展的。
能否促进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融合，能否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中国自身的开放政策。尽管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开放程度仍然是偏低的，离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开放水平仍然有一段距离。2020年中国《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在各方面要求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以国民待遇，力争实现大门开了小门也要开，准入也要准营。这是使得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有利举措。外商投资企业是包含了外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它们是链接双循环的纽带，是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力量。
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链接双循环的重要平台，自贸区（港）的建设也是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也是促进内陆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有利于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