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主办的“与改革开放同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第四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之路”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等多位专家就我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与会专家表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财政现代化新阶段。
财税40年顺应改革大潮
高培勇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逐步扩展为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40年来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正是顺应这一改革大潮，逐步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演化的过程。
在高培勇看来，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大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从适应和匹配经济体制改革到适应和匹配全面深化改革。从立足于经济领域到立足于国家治理领域。从追求“性质匹配”扩展至“现代化匹配”。
而这些变化，标志着在初步实现“财政公共化”的基础上，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相伴随，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入了财政现代化的新阶段——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高培勇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同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一脉相承，其实质是推进建立在财政公共化基础之上的财政现代化。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回顾40年改革长路，是什么在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其深层逻辑又是什么？我们发现，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改革的原动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论坛上指出，财政改革往往不是在先见之明的制度设计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公共风险暴露与加剧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刘尚希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财政”和“公共财政”，追求效率与增长，努力做大蛋糕。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财政也从“建设财政”转向“公共财政”，财政向市场分权、向地方分权的改革，推动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构建。进入21世纪初期，“家贫国穷”的公共风险已基本消除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财政实力大大增强，财政也从“公共财政”转向了“现代财政”，将通过治理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设法治财政、民生财政、稳固财政、阳光财政、效率财政，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准确把握公共风险变化
在刘尚希看来，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其变化的脉络是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这也是我国主要公共风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刘尚希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而财政改革之所以在国家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和突破性的作用，就在于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公共风险的变化，从而适时地牵引和支撑了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发展。
“梳理我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的基本脉络，可以得出如下启示，”高培勇指出，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重大而关键的基础性改革。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始终作为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整体改革捆绑在一起并服从、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40年来，财税体制改革事实上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索，这就是伴随着由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不断地对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适应性变革：以“财政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以“财政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公共财政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高培勇表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之所以总体上是成功的，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深刻认知并严格遵从了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谋划并推进改革。这些客观规律可以概括为：经济市场化必然带来财政公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和决定着财政现代化；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公共财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柱。
新时代财税改革更加紧迫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推进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标志的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更加紧迫。围绕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焦点、难点和痛点打一场攻坚战势在必行。”高培勇表示，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财政与财税体制的全新定位以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系统部署，可以将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作如下归结：财政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素。“引申一步说，财税职能要覆盖国家治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以此对照当下的中国财税职能和作用格局，可以确认，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刘尚希指出，适应全球公共风险变化，财政改革在国际维度的基本方向是建立大国财政框架，增强全球影响力、协调力和示范力，通过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推动全球风险治理，均衡全球利益分配，进而化解全球公共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改革开放40年的不同阶段，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经历了“放权”“分权”和“治权”三个阶段，也是财政改革的三种形态，成为若干重要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牵引整个改革，又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同时，财政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推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财政职能凸显，防范全球公共风险成为新时代财政改革的主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深入思考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