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特定的背景：经济转型升级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要求。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破解服务型消费供给短缺、加快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等成为重大任务；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选择在于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内需的巨大增长潜力。
总的建议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从内外环境变化出发，把解决经济增长的短期问题和中长期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在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同时，更需要牢牢把握释放内需市场潜力这一战略基点。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瓶颈，打破制约内需潜力释放的体制掣肘，既为短期稳定经济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又为中长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预期。
一、把充分释放内需潜力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基点
作为13亿人的大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的巨大内需潜力，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压舱石”，更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的“最大底气”。
1.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
（1）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升级。根据人均GDP、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等指标判断，我国总体上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有望从2017年的51.6%提高到55%左右，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
（2）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9.3%，首次低于30%。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重要特征的服务型消费逐渐成为全社会消费的重心。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达到45.2%，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提升到50%左右。
（3）我国进入全面开放新阶段，开放结构正由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2012-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9.6%（以人民币计价），高于同期货物贸易9.7个百分点，高于同期GDP增速2.3个百分点。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达到696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服务贸易规模有可能增长到1万亿美元左右，占外贸总额比重有可能提升到20%左右。
2.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巨大的内需潜力
（1）消费结构升级蕴藏巨大内需潜力。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3.6%，如果到2020年能达到60%左右，届时消费规模将达到45～50万亿元左右，新增市场空间将达10万亿元以上。
（2）产业结构升级蕴藏巨大内需潜力。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略高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如果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服务业规模将有望达到50万亿元左右，新增市场空间将达10～12万亿元。
（3）人口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蕴藏巨大潜力。预计到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由2017年的42.35%提高到45%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由2017年的58.52%提高到60%～65%。人口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将带来巨大投资消费需求。以消费为例，2017年，我国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2.65个农村居民。如果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能接近或达到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一年可带来10万亿元的新增消费。
3.内需潜力的充分释放能够支撑我国的中速增长
（1）内需潜力释放有条件支撑我国未来10年6%的增速。如果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达到50万亿元左右，未来几年经济增速有望保持6.5%左右。以服务业为例，过去10年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经济增长0.43个百分点。如果服务业保持8%～9%的增速，每年将带动3.8～4.3个百分点的增长。
（2）内需潜力释放奠定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是充分就业基础上的增长。服务业年均增长9%，每年吸纳就业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到2020年服务业就业人员有望达到4亿人，占总就业人员比重达到50%左右；二是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基础上的增长。如果服务业占比能够提高到55%左右，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就有可能从2016年的47.46%提高到2020年的50%左右，由此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望提高到35%左右；三是符合绿色要求的增长。初步测算表明，如果服务业占比提高到55%，以2012年GDP总量估算，到2020年能耗总量将减少消耗14.1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将减少18.23%。
（3）13亿人的内需大市场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的“压舱石”。我国是世界上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发展中国家。有研究估算，2016-2021年我国消费增量将高达1.8万亿美元，相当于2021年英国的消费市场规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局，关键是把我国内需潜力这一巨大优势利用好、发挥好。
4.新阶段充分释放巨大内需潜力的时代性课题
（1）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破解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突出矛盾。从规模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世界制造业20%的份额，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为50%左右，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差20个百分点以上。
（2）扩大有效服务供给，破解服务型消费供给短缺的突出矛盾。例如，2017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3%。预计到2055年，这一比重将达到35%。例如，按照“百名老人5张床位”的国际标准计算，我国养老相关服务供给仍存在巨大缺口。
（3）加快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破解服务贸易比重偏低的突出矛盾。2016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5.1%，2017年下降至14.5%，不仅远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3.7%）。2017年，我国旅行、运输、建筑等三大传统服务贸易占比为65.6%；金融、保险、知识产权、技术、电信、计算机和通讯等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服务贸易额仅占14.4%。
5.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1）用市场化的办法释放内需潜力。市场经济是释放内需潜力的有效机制，没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基础，有效需求难以识别，有效供给难以出现，内需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立足释放内需潜力，不断扩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范围，尽快形成内需潜力释放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市场开放的重心主要在工业领域，服务业领域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导致服务业领域“有需求、缺供给”“有产品、缺品牌”“有服务、缺标准”等现象比较普遍。
（3）尽快改变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由于城乡二元分割，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受到制约，农村巨大的市场潜力尚未完全释放、激活。
（4）加快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由于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进程缓慢、税费负担较重等诸多因素，民间投资一度出现断崖式下滑，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某些政策与体制性障碍。
（5）破题中高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人才规模和世界第二的研发投入，但由于创新要素受不合理的体制束缚，人才的规模优势、研发投入规模优势难以转化为自主创新优势，科技创新与经济转型升级相脱节的矛盾比较突出。
二、以降低制度成本为重点振兴实体经济
我国巨大的内需潜力优势要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优势，关键在于以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这就需要加快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大幅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扭转资源配置“脱实向虚”的趋势。
6.加快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重点的实体经济发展
大国经济的根基在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根本在于制造业。13亿人的内需潜力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例如，尽管我国不是机器人发展最先进的国家，但机器人的最大市场在我国。2017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出货量达到38.1万台，同比增长29%，中国地区高增长达58%。2017年我国机器人销量达到13.8万台，占全球比例由14.5%上升至36%。问题在于，能否以市场化改革打破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某些制度性障碍。
7.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为重点改革税收制度
（1）大幅降低企业税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远高于平均水平。建议尽快对实体经济实施“休养生息”，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着力减轻中小微企业税负、减轻企业社保支出。
（2）加快改革税收制度，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以“简税制、低税率”为导向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建议在国内部分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探索。
（3）着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调查显示，2017年上半年企业民间融资成本在12%～15%左右，2018年普遍上涨至20%以上。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作为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创新普惠金融，提高政策性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力度，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4）着力降低行政成本。把降低财政供养人数作为深化党政机构改革的重要目标，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尤其是市县要加大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力度，机构限额统一计算；更多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办法，推行“养事不养人”。
8.以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释放创新活力
（1）以激活创新要素为导向改革科技体制。对科研人才全面松绑，赋予科研人才更大的自主权，使人才的规模优势、研发投入规模优势转化为自主创新优势。
（2）承认并充分保护科研人员的合法利益。对科研人员科技创新收益和成果转化收益不设上限，鼓励落实科研人员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创办企业。形成市场导向的人才流动机制，推动中高级人才自由流动。形成人力资本股权化的制度性安排，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3）在市场竞争中加快培育大国工匠。完善市场秩序，形成“工匠精神”的土壤；以培育高技能人才为重点放开职业教育市场；鼓励和支持企业推行技术工人员工持股。
9.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关键是调整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在推动产业结构变革、扩大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中发挥重大作用：第一，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要反映社会需求变化，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第二，国有资本配置要充分考虑市场公平竞争的要求，要破除行政垄断，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制度空间。第三，从国际视角看，需要参照国际惯例，用管资本的办法取代管企业的办法，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10.以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为重点稳定社会资本预期，激发社会资本活力
当前，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举足轻重，可以概括为“56789”：税收贡献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这就要完善产权保护司法程序，加快建立产权保护中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以出台民法典为重点强化产权保护立法。
三、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需求的重大举措，也是使巨大内需潜力转化为产业变革新优势的重大举措。
11．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的关键是服务业市场开放
进入服务型消费新阶段，扩大内需的重点在服务业领域。争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新格局，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达到70%左右，服务业领域对外资开放的，应同等向国内社会资本开放；对国内社会资本开放的，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向外资开放。
12．以打破垄断为重点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
（1）破除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全面推进垄断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打破服务业市场分割和区域壁垒，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都应该向异地社会资本开放。
（2）加快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区分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实施差别定价机制；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仍保留定价权以保障公益性；对非基本公共服务，全面放开价格管制。
（3）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调整。实现服务业与工业用地政策平等；实现体制内外人才政策待遇平等；实现政府采购政策待遇平等。
13．突破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观念束缚和利益掣肘
（1）突破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观念束缚。
——服务业市场开放有利于提升综合实力。当前，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仍相对滞后。例如，我国企业组装苹果手机所获利润仅占整机利润的1.8%，绝大部分利润最终流向价值链上游的美国苹果公司。据伦敦波特兰公关公司公布的年度“软实力”影响力国家排名，2017年我国名列第25名，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严重不相适应。
——服务业市场开放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竞争力。开放和竞争是加快产业发展变革的根本途径。在加入WTO之初，不少人也担忧我国制造业会受到冲击，结果却是我国形成了制造业发展的巨大优势，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当前，在新科技革命与服务业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发展现代服务业，更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管理和先进技术培育服务业领域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2）服务业市场开放要突破利益掣肘。
——打破部门利益。例如，有的部门“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在简政放权中采取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变相保留审批权。一些重大改革的设计、谋划，需要超越具体部门，采取“中央决策、部门执行”的改革模式。
——打破行业利益。以出租车行业为例，长期以来“打车难”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关键在于出租车行业利益固化。尽管社会呼吁多年，改革进展一直不大，直到网约车的出现真正动摇了其垄断地位，才逼迫其开始改革。
四、以服务业贸易为重点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当前，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市场开放高度融合。立足释放13亿人的内需潜力扩大对外开放，既是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任务，又是有效应对全球化新变局的重大举措。把握国内经济服务化与全球服务贸易进程历史交汇的新机遇，推进服务贸易开放为重点的开放转型，开创对外开放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14.把扩大服务贸易作为释放内需潜力、应对经济全球化变局的重大举措
（1）服务贸易发展倒逼国内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扩大服务贸易加快实现国内服务业标准与国际对接，将形成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服务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态势。
（2）服务贸易发展增强我国应对美国贸易挑战的主动权。2017年，我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但美国对我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为385亿美元，占美国全部服务贸易顺差的15.9%，比2008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左右；我国是美国第一大服务贸易逆差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是2008年的近8倍。
（3）服务贸易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自由贸易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研究测算，如果我国的服务贸易潜力充分释放，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进口国，占全球服务进口总额的13.4%，约为目前的3倍，领先于美国（7.7%）和德国（5.8%）。
15.适应消费需求升级主动扩大优质产品与服务进口
（1）建议以取消药品及常见病所使用的医疗器械进口增值税为起点，取消服务进口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措施。根据财政部2017年最新关税税率调整，我国进口药品最惠国税率为2%～4%，而进入销售环节，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征17%的增值税，较高药品税赋使得进口药品价格上升30%左右。
（2）进一步降低高端消费品关税水平。我国在高端消费品等领域的关税水平仍然较高，建议进一步降低奢侈品、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水平，防止国内消费外流。
（3）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2016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为25731.4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为3.5%，而发达国家政府采购规模占GDP的比重为15%至20%。未来5～10年，如果我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GDP的10%，并且逐步向全球开放市场，这不仅有利于提升采购质量，还将大大提升我国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中的话语权。
16.推进“一带一路”产能项下和服务项下的自由贸易
（1）实施旅游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率先对旅游、健康产业相关设备进口实行免关税等政策，对旅游、健康产业的产品生产、加工、制造实行保税物流、保税展示、保税维修服务等政策。
（2）实施医疗健康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健康产业基金、健康科技园区、健康服务业合作示范基地等合作平台，形成“资金、政府、科研”的合作体系，打造一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医疗保健机构。
（3）探索金融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针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矛盾问题，以重点项目为依托，积极开展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跨境使用。
（4）探索能源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例如，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国家在能源领域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可以考虑率先实施能源矿产资源项下自由贸易，推动我国西北地区能源开发技术、标准、设备等走出去，为建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创造有利条件。
17.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创新负面清单管理
2018年6月底，我国公布了全国负面清单（2018版）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2018版），大幅放开了投资准入。未来几年，既要进一步削减负面清单长度，更要着眼于服务贸易发展创新负面清单制度，并显著提高负面清单管理的透明度。在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同时，更要突出“准入后国民待遇”，让民企、外资和国企享受同等待遇。
18.加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高地
（1）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试验区转型。国内自贸试验区需要在服务贸易发展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上先行探索,更好承担起我国新时期更大程度对外开放压力测试的重要作用。例如，更大范围突破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限制，探索服务贸易新规则。
（2）以服务贸易一体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大战略，打好粤港澳大湾区这张牌，重要的是尽快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的实质性突破。例如，率先实现广东服务业对港澳的全面开放；在管住货物的前提下全面放开人文交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通关监管体制等。
（3）尽快形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新高地。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目标，以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主题，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为主导，加快形成海南服务贸易新高地。例如，尽快把国家赋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政策向全岛推开；加快推动免税购物的市场开放，突破现行某些不符合国际消费中心的政策规定，高标准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加快推进邮轮旅游产业开放，以邮轮旅游为重点构建“泛南海旅游经济合作圈”。
（4）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构建自贸区网络。以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应对来自美国的单边贸易摩擦，重要举措是构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自贸区网络，务实推进与欧盟、日本、东盟等经济体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
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要目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我国拥有13亿人的内需大市场，蕴藏巨大的投资潜力。同时也要客观看到，我国的营商环境还有较大差距，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加快的今天，能否形成国际化、法治化、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成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任务。
19.以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重点深化简政放权改革
（1）优化营商环境在政府改革中的地位作用全面凸显。在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资本进出自由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取得中长期的发展优势，首先要有良好的营商环境，要能够吸引资本流入。
（2）各国政府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的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全球化新变局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流入的竞争。
（3）持续对接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建议参照世界银行标准，结合我国实际，形成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并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标准体系。
20.以提高政府效能为重点激发市场活力
（1）市场活力缺失很大程度上反映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反映政府部门不作为。例如，2017年，我国开办企业便利化指数为85.47，比上一年提高了1.8%；在全球排名第93位，比上一年提高了43位，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例如，从开办企业所需程序来看，我国平均需要7项，OECD高收入国家平均为4.9项，韩国仅需2项；从开办企业所需时间来看，我国平均需要22.9天，OECD高收入国家平均所需8.5天，韩国仅需4天。
（2）以提高行政效率提升市场的活力，尽快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格局。在当前国际国内特定背景下，如果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和政府不作为的矛盾不解决，相当多的改革难以奏效，激发经济活力的举措难以奏效。
（3）在政府向市场放权中提升政府效能。建议借鉴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经验，尽快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
21.更大范围地实施竞争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过度使用产业政策容易扭曲市场环境，不利于公平竞争。加快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对确有必要的产业政策，尽快优化实施模式。第一，减少具体领域的产业规划，缩小产业政策范围。第二，优化改变产业政策模式，减少歧视性产业政策的制定，以无差别的功能性产业政策逐步取代歧视性产业政策。第三，减少产业发展一般性的财政补贴，更多地支持产业发展涉及的基础研发。第四，更多地补贴消费者。比如，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与其补贴生产者不如补贴消费者，既扩大市场规模又鼓励竞争，同时还避免寻租腐败。第五，更多地采用政府采购的办法，以公平竞争为标准，引入竞争机制。
22.在加快市场开放中重构市场监管体系
（1）市场开放要实现“放得开、管得住”。以最近P2P频繁暴雷为例，互联网金融是个创新，但由于金融监管没有跟上，使得行业风险不断积累。
（2）推动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严格分开，确保监管机构独立公正行使监管权。当前，市场监管仍保持着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合二为一”的突出特征，以行政审批取代监管的矛盾比较突出。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关键是把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严格分开。
（3）加强重点领域市场监管。一是加快建立专业化、稳定化、体系化的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形成完善的食品药品国家治理体系；二是尽快形成服务业市场监管标准和有效的监管方式；三是明确把新经济监管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职责，对新经济实施有效监管。
（4）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重点完善金融监管。第一，在去杠杆中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已成为引发股市暴跌的重要来源，应尽快形成股权质押风险的应对机制。第二，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领域。第三，建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和化解机制，实现地方各级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全覆盖，推动隐性债务显性化、透明化、可治理。第四，尽快形成防范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常态化监管机制。
23.以强化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1）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创造良好的消费预期。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低导致城乡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稳，是制约消费需求升级的突出矛盾。
（2）在政府“保基本”的同时，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统筹考虑服务业市场开放与事业单位改革。按着法定机构的改革方向，凡不承担行政事务的事业单位，一律取消行政级别、行政编制；提供竞争性服务的事业单位，一律转化为市场主体；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事业单位，推动企业化运作，建立公益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公益性、专业性的法定机构体系。
24.推进政府职能法定化
推进政府职能法定化，有利于在建设法治市场经济上创造良好的社会预期。建议以强化公共服务立法为重点逐步实现各项职能法定化。例如：制定出台《卫生法》，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创造条件；修改《教育法》，为社会资本、外资办教育提供法律依据；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区分公共文化服务与非公共文化服务，为明确政府文化职能和文化领域的市场开放提供法律依据。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释放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的内需潜力，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对全球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突破利益固化格局，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这就需要激励政府、企业、社会主动作为，积极有为，形成“让改革者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改革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