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QMM2016春季预测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表示，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不是简单的比例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实质性的人力资本、现代服务业和创新贡献率的提升，没有这三者的提升，则可能堕落回到低效率模式。
以下是张平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开会，我是基本上成了厦大的粉丝了，所以基本观点我是非常同意。有两个事情稍微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预测数据问题都不大，但是有两个，一个是一般人在讨论2015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基本上比较多地考虑金融，因为这回金融的增长率还是占的贡献率很大。2016年与之相匹配的是在以模拟2016年外部冲击，比如说汇率贬值这种外部冲击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对金融中的高负债和抵押物的一些讨论呢，能够增加在模型模拟里面。模型增加了一次重要的改进，模型的改进增加了一个需求角度的结构变革，对于一个宏观季度模型是非常不利的，只要融进点儿结构都很难处理，我们最近也一直非常纠结于这个，如果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都开始变的话，整个经济模型说很难，但是做是非常难做的。
最近我们也从供给角度做了模型的改进。也是共同讨论的科教文卫体这些方面的问题。
过去我们觉得后发国家赶超中，结构性变革主要是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工业化变成了现代部门，好像就应该说大致完成了经济结构。但是2006年中国买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最后发现这个结构变革不是没了，而是更多了。这种结构变革已经直指我们的日常生活了。这个和发达国家讲的均衡模型还是差距比较大。后发国家的模型一直沿着原来很早就讲的广义恩格定律的运行。
第一个所谓广义恩格定理讲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消费的比重占整个消费支出比重越来越低，服务消费比重越来越高。
第二个也发现总需求结构大致都是会慢慢地狩猎相同，你的消费比重都会提高，你在局部的时候可以出口和投资双高，但是随着成熟度的提高，你整个需求结构也会收敛到一个基本的标准结构下。
第三个是部门生产率差异均衡机制了，在后发国家有些部门生产率高，但随着竞争，大家最后也是比较平稳。所以后发的国家，经常利用高生产率部门进行率先启动，这些都是一些后发国家的生产率变革的特征。
中国现在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明显的第一条就开始出现了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摩擦，这个摩擦就是我们说的经济结构服务化。2006年其实按照国际的一个标准，现在因为这些方面文章已经很多了，达到所谓期间到一万一欧元的范围，这是根据世界银行的PPP（谐音）调整之后美元购买率，调整以后，中国大概是2006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尽管2013年服务业超过了第二产业，2015年超过50%，从2007年服务业一直在走上升的趋势。服务业比重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消费比重的贡献率也不断地提高，这是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特征。
但是如果突破贫困陷阱的时候，仅仅搞工业化，似乎各个国家，尽管有出口导向，都能突破贫困陷阱。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你发现所有结构上的比例都升高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今天一个重要的讨论，为什么呢？你发现服务比重很高，消费比重很高，城市化比率很高，发达国家都是这个标准。但是你会发现它是另一些国家，50年的过程中，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致认定三个，世界银行用的是50年，飞利浦研究42年，不管多少年？大致逃脱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并不多。
但是大量国家的比重看似都一样，比如拉美国家城市化率极高，比发达国家都高，结果被指责为人口漂移。第二个服务业拉美国家比重也比发达国家偏高，但是大量的非正式部门就业，都在一个低成比的服务业里运转。消费高，也是一些基础性的吃喝和低层次的消费，也无助于整个的消费人力资本提高。这么一个前提下，尽管它的消费也高、服务业也高、城市化也高，结果这个国家转向了低效率化的模式，并没有得到真实的经济创新和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经济结构服务化更重要的，它不简简单单地是服务业的比重、城市化的比重、消费的比重，而是其实质内容，它的实质内容这就是现代服务业部门是不是真正崛起？科教文卫体这些需求很大的部门能不能形成？
但是它背后更关键的是这些部门的崛起是让消费者享受这种服务以后，他消费中有关人力资本的提升过程是快的，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说吃完喝完的基础消费品，而是有关它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消费水平，这个是不是提高？这个比重如果得不到提高，那么人是没有办法创新的，这个我们做过一组研究，发现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说的万众创新，那有些前提。
第一、20岁到34岁的人群中，大学普及率是要提高到40%的水平。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提高，十年到十五年后，这个国家的创新仍然是完成不了。就提高到这种程度，还需要十年到十五年以后，它的创新部门才能兴起，所以可以看到很多消费，在中国工业化时期消费是一个被动的成本。在发达国家作为创新，我们现在老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人确实是最重要的。人能不能得到人力资本的提升？能不能进行创新？重要的东西是消费。所以在现在来看，消费是个投入项。但是与谁匹配呢？与现代服务业、科教文卫体这些是相匹配的。所以你们最后能看到的是发现一个国家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它需要形成第一人力资本必须提高；第二现代服务业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很多现代服务业，也是人们需求最旺的科教文卫体必须崛起，它才能转向现代服务业。第三，这两个的崛起在经济生产环节中，表现为创新贡献提升，TFP贡献率应该达到40%的水平，才进入到所谓的有序增长过程。
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理解的，中国从工业化结构变化以后，又很快进入到了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而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不是简单地比例提升，而更为重要的是实质性的人力资本，现代服务业和创新贡献率的提升，没有这三者的提升，可能在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过程中，堕落回到低效率的模式。我们知道很多传统服务业的效率其实是远远低于制造业的。
可是，刚才讲了需求规律已至，大家觉得物质过剩了，不需要花费那么多，必然会走到服务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重视结构服务化的过程。我们的TFP增长贡献其实这几年已经下降了16%。十三五期间，如果不能提升到30%，那么我们经济增长仍然堪忧。现在需求侧的刺激如同是在减轻我们痛苦的麻药。但是如果不进行供给侧的改革，不做一些手术的话，光打麻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供给侧改革，现在提的这么高，是让我们在需求激励的条件下，不断打点儿“麻药”，让我们能够为做大手术而努力。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强化要做更好的供给侧改革。这个供给侧改革归结为就是中国在现有的通用技术部门过程中，能不能生长出来一个自主创新的知识生产和创新部门？这个部门如果得不到崛起，那么中国就很难向创新国家转型。这个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很快。根据美国的人力资本，就知识部门崛起的，按报酬分配的角度看，中国也需要较长的时间，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努力，才能达到一个创新部门。经过三、四十年，中国才能够达到美国1995年的知识创新的水平。这还有包括厦大报告里讲的系列体制改革，否则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图示，韩国模式，我们其实对比了美国、韩国、墨西哥和中国，发现韩国是已经接近了，所谓从消费比重，美国早早就突破了，墨西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知识消费部分是上不来的，中国现在还有点往回头走，原因就是跟垄断管制，抑制了结构的转换过程。
其实大家知道墨西哥各个比重都非常高，但是知识消费比重上不来，整个服务业中的科教文卫体这些现代服务业也上不来。那么在中国的现状里，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不但是国有部门定价问题，从消费来讲，科教文卫体的消费非常复杂，它涉及到了普遍化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的问题，所以如果中国的消费，厦门这个城市的消费力，科教文卫体所有这些大量的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私人消费比重只占25%以内，70%几都是政府性消费。为什么？因为它当时要解决的是普遍化服务。
所以到现在我们创新国家需要人力资本提升的时候，我们应该逐步让步于更多的市场提供消费的消费体，让更多的人在消费中得到更自主的能力。我们也是用我们的研究支持他们的需求结构转换的研究。后面所谓的政策建议呢，我想厦大讲得已经很好了，我们也就不在这儿继续重述了。但是整体来讲，这件事比想象的难度要大，难度就在于因为科教文卫体涉及人的消费部分有公平问题，有所谓普遍服务问题和个性化的创新结合问题。这件事我们经济所现在在一个一个环节里做，最近一直在做医疗改革，就这一步改革就举步维艰，理论上说之容易，做之难。
（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