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澳〕 彼得·布林布尔科姆 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世纪后半叶的印象派画家常被誉为“光的诗人”，因为光源是他们画作的灵感之源。为了创作《泰晤士河》，法国人克劳德·莫奈有意选择在冬天前往伦敦，以便观察雾气氤氲、水光潋滟的实景。这桩轶事，除了说明莫奈的艺术追求，其中还隐现了当年“雾都”伦敦的尴尬处境。不仅画作中出现了大量雾景，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相关描述。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以《雾都孤儿》为奥利弗·退斯特铺展远大前程；柯南·道尔更经常以大雾营造他的侦探小说的神秘氛围。

　　伦敦早在17世纪晚期就从德国旅行者那里得到了作为雾都的声誉。访客起初会因为大雾限制了他们观赏英国首都的景色而失望；但到了19世纪，许多访客却往往因为没有领教“伦敦特色”而感到更为失望。文学艺术是现实的投映，也是历史面貌的侧影。澳大利亚环境学家彼得·布林布尔科姆显然深谙这一点，科普作品如何做到既严谨又好读呢？他的《大雾霾》就很好。这部书讲述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每一章都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所有数据表格和插图都注明了出处，同时在确切的历史记载之外，除了上述文艺界的“雾事”，我们还读到了许多有趣的“闲笔”。比如，埃莉诺王后心直口快地抱怨“好臭”，农夫为了卖不出去的菠菜而发愁，一些有意思的喜剧讽刺小品、谐趣诗歌，还有漫画中因为大雾迷路的行人的冷幽默。闲笔不闲，这些散落在书页之间的细节描述，牵引逝去的回忆，曾经以为雾很美，但是当雾成了“霾”，迷住我们的眼睛，刺激我们的心肺，吞噬我们的健康，我们就得需要冷静、理性思考造成这一切的缘由了。

　　空气污染古已有之，但在13世纪后英国人才开始关注其危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工业文明的账单不应以环境为代价，只是这一认识有个渐进的过程。如何掌控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当年有很多的投诉指向石灰工业，石灰生产的过程需要燃烧大量的煤炭，用煤量的快速增加，是造成伦敦空气污染的元凶。得出这个结论容易，解决起来却困难万分。我们现在都知道，劣质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浓度极高，伦敦人当初并不知道，这是经过奥古斯都·沃克尔等人的反复调查论证才揭露的。苏格兰的无烟煤品质好，可惜价格高昂，长途运输更抬高了它的成本。经济利益是资本驱动的本能，与其指责资本的盲目性，不如想法创造经济与环保的共赢。普通家庭取暖也要考虑购买价格，中世纪的伦敦，到处是穷人，所以仅仅提倡使用好煤是行不通的。伦敦当时采取的一个措施是改造壁炉。对于现今的科技研究而言，理想的新能源既要环保清洁，也要考虑经济成本，难度肯定相当大，但目标应当如此。

　　这其中还牵涉盘根纠结的利益关系。约翰·伊夫林向国王和议会提交调查报告后，查理二世的态度模棱两可，王权、议会和教皇彼此之间矛盾激烈，在城市改建的大问题上，三方同样相互扯皮。作为保皇党人的伊夫林后来逃离了伦敦，他的环保方案只能胎死腹中。除了政治斗争，经济博弈同样难以避免。高污染产业不愿意主动买单，行政的无所作为则纵容了小作坊式生产的继续发展。不能把环保责任寄托在资本家的良心发现上。即使到了20世纪，美国生物学家和作家蕾切尔·卡森不还因她那本敲响滥用化学杀虫剂警钟的《寂静的春天》触犯了化工集团的利益而遭致四面楚歌的境地吗？伦敦的治霾就这样拖沓再拖沓，几个世纪都不见有什么大进展，直到1952年，那一场形同于世界末日的“大雾霾”给了伦敦人刻骨铭心的教训。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英国政府在1953年组建了由比佛爵士领导的委员会，专门调查雾霾事件的成因并制定应对方案。在比佛委员会的推动下，1956年英国出台了世界是首部空气污染治理法案《清洁空气法》。此后英国以铁腕治理环境，效果立显。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如果能够思在行前，那就更好了。结合我国国情，北京“十三五”规划近日出炉，北京市环保局制定了一系列治霾措施，预计2017年PM2.5浓度比2013年降25%，对于造成大气污染的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标准等，都要有严格规定，严格实施。事关国计民生，环保立法、执法必须强硬，决不能手软。

　　伦敦雾霾的另一个推手是城市化。11世纪与12世纪是欧洲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到了13世纪，留待人们清理开垦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伦敦城市的快速扩张，给周边郊区带来了巨大负担，森林被砍伐，绿地、河道被侵占，焚烧垃圾的烟雾四处弥漫。伦敦人每天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喝进嘴里的饮用水脏兮兮，街上行走会遭遇“黄金雨”（楼上倒尿壶），空气污染算个啥？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约翰·伊夫林在伦敦城市重建方案中提出把“酿酒作坊、面包作坊、制糖作坊和其他需要排烟方能维持生产的行业，都将在官方指定给它的同一个地区经营”。这是有预见性的城市规划，可惜未被接受。伦敦统治高层认为，到处林立的高烟囱足以排解烟雾，后来的现实状况狠狠低打了这种愚蠢决策的脸。在1873年大雾的一周中的死亡人数，与正常情况下那段时间内伦敦在预期中出现的死亡人数相比，似乎多出了700起。公众开始意识到，除了当他们走上街头时有短暂的窒息感觉之外，大雾还会造成多得多的其他妨害。只是一切都迟了，后悔莫及。

　　城市化往往给环境造成严重负担，从治理空气污染角度，工业区和居民区必须严格划分，绝不能间杂林立。开在隔壁的铁匠铺，随风飘散的煤灰，这种居住环境谁也受不了。“怀疑论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早期的大气分析，医学家约翰·斯诺特对空气质量与人体健康关系的论证，一批批在当时被疏忽、被忘却的报告，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渐渐引起了重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悄然在变。

　　《大雾霾》终止于20世纪中叶，伦敦成功摘帽了，但“雾都”的故事仍在延续。恰在这时候，大洋彼岸的洛杉矶正在经历空前严重的光化学污染，美国的工业化路程依稀浮现当年伦敦的雾影鬼魅。一些美国人于是开始了反思：我们当真的需要那么多汽车吗？最起码，当汽车在公路上奔跑时，它们不应该是吐着烟雾的怪兽。当洛杉矶经过重拳治污终于又见丽日蓝天时，如今中国的治霾之道要如何实施？他国经验或许是一部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