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几点评论与启示

　　通过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汲取性制度和共荣性制度理论及其与寻租理论和分利集团理论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关于国家兴衰的条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虽然讨论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只是给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没有给出充分条件，包容性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他们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讨论。不过，他们倒是给出了经济落后或国家失败的充分条件，即汲取性制度，一个国家只要采取了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那么注定会失败。其实，之前研究国家兴衰的文献，大多数也都是强调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而很难找到国家兴起的充分条件，例如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中的讨论，给出来的也只是国家衰落的条件和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真可谓“失败的国家都是相似的，而成功的国家各有各的条件” 。

　　第二，汲取性制度如何转向包容性制度？既然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在于汲取性制度，那么它们能否转向采用包容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有可能，但是主要是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有可能是因为有些国家已经或者正在从汲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例如非洲的博茨瓦纳。主要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所谓的“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其含义是指在许多采取汲取性制度的国家，在暂时转向包容性制度之后又退回到汲取性制度，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阻碍新制度的建立或者新的既得利益者也有维护既得利益的要求。二是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受到像灾害、战争这样的偶然性历史事件或者某个偶然的历史人物出现的影响。所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虽然找到了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不发达的根源，但是没有能够找到摆脱困境的途径。奥尔森倒是强调几十年发生一次革命、外敌入侵、对外开放等可能会打破国内利益集团。然而，这正如前面所强调的，分析国家失败的根源容易，但是如何保证国家的兴起却是困难重重。因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只能是关于国家失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三，长期经济增长多少年才算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讨论的重点是长期经济增长，因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汲取性制度都可能实现短期经济增长，而长期经济增长特别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实现。那么，持续增长多少年才算长呢？根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讨论，他们并未对此做出说明，而是重点强调当前的发达国家都是采取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而这些国家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比如英国已经持续了三、四百年，美国持续了二、三百年，日本持续了一百多年。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英国虽然已经是发达国家，但是主要是在18世纪、19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到20世纪之后英国已经被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超越，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并且英国长期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按照奥尔森的观点，英国是经济衰落国家的典型，因为其国内充满了大量的分利集团。

　　第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败的是唯一因素还是多种因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试图将制度作为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败的唯一因素，他们特别分析“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当局无知论”等对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解释，并且认为所有这些理论只能够解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成败问题，都存在无法解释的现象或问题。还有许多理论是综合所有这些方面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多方面或多因素的解释难以把握问题的核心，无法进行改变。但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解释是从15世纪开始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此之前各国家或地区的差距不太大，而从15世纪之后各国家出现的“分流”才需要解释。但是，问题在于15世纪之前各国家的微小差别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没有进行解释。比如，南美和北美的矿产资源的差别，在西班牙到达南美之后，能否劫掠或抢夺金银等贵金属和其他贵重物品，原因是这个地区存在这些资源，在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后，也曾经想学习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模式，但是由于人口分布、资源禀赋等原因没能够采用西班牙殖民北美的模式，后来不得不采用以发展生产进行殖民或者说就是移民的形式。这种初始条件上的微小差别是如何形成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解释。他们强调了微小差别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解释其形成的根源。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可能有制度的作用，但是初始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没有分析。初始制度的形成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特别是物理层面的因素，如地理环境。

　　第五，中国的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阐述了中国对“包容性增长”的态度和理解。他提到“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内涵，他说“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 这段话至少表明了以下含义：一是全球层次各国家之间的包容，即各国家都应该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二是国家层次内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包容，各地区需要协调发展，各阶层都可以从增长中获益；三是不同领域之间的包容，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够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且还必须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协调发展；四是全民包容，即经济增长是为了惠及全民，人民共享增长的收益。这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提到的包容性制度是相通的。在包容性制度下，增长依靠全民实现、增长的收益归全民所享、全民都有机会参与到增长的实现中。这与中共“十七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需要实现全民富裕的目标，需要把增长实现的收益在全社会分享，需要让全民参与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去，不但要求全民参与，而且要保证全民有平等、公平的机会参与。

　　格兰德河的经济

　　诺加利斯城由一道栅栏分割成了两部分。如果你站在南边,向北望去,你就看到亚利桑那州圣克鲁兹县的诺加利斯。那个地方一般家庭的年收入在30000美元左右。绝大多数十多岁的孩子在学校读书,大多数成年人受教育水平至少是中学毕业。尽管所有人都认为美国的医疗体系非常不完善,但是这里的人们都很健康,按全球标准来衡量预期寿命很高。许多居民的年龄都在65岁以上,都可以得到医疗服务。这只是绝大多数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这些公共服务还包括:供电、电话、供排水、公共卫生,以及把该地区和全国其他城市联系起来的公路网,此外,还有法律和秩序。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无须担心生命或安全问题,也不必害怕被偷、被征用或者其他可能对他们在商业或住房的投资造成危害的行为。同样重要的是,尽管政府低效率,也存在偶尔的腐败,但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居民仍想当然地认为当地政府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可以投票选举他们的市长、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还参与投票选举总统以决定谁将领导他们的国家。民主是他们的第二本性。

　　栅栏南边,仅仅几英尺之遥,情况却完全不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生活在墨西哥一个相对繁荣的地区,但是户均年收入却大约仅为亚利桑那诺加利斯的1/3。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大多数成年人未受过中学教育,很多十多岁的孩子辍学在家。母亲们为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担心。落后的公共卫生条件意味着,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居民的平均寿命毫不奇怪地低于他们北面的邻居。他们也没有公共娱乐设施,道路条件很差,法律状况也很差,犯罪率很高;开公司属于高危活动,不但要冒被抢劫的风险,而且为开业获得所有的许可盖章也要历尽艰辛。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每天都要忍受政客的腐败和无能。

　　与他们北面的邻居相比,对他们来说,民主只是最近的事。在2000年的政治改革之前,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就像墨西哥其他地区一样,一直都在制度革命党(PRI)的腐败统治下。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地方本来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部分,可是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它们在地理、气候上毫无差异,而且病菌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来回传播不受任何阻碍,所以两个地区的流行疾病都没有差别。当然,两地的居民健康状况差距很大,但是这与疾病环境无关;而是因为边境线以南的人民生活条件较差,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障。

　　要不就是两地居民存在很大差别。难道亚利桑那诺加利斯的居民是欧洲移民的后代,而南边的居民是阿兹特克人的后代? 非也。边境线两边的人的背景非常相似。墨西哥于1821年从西班牙独立之后,诺加利斯周围地区就是墨西哥的“上加利福尼亚暠(ViejaCalifornia)的一部分,甚至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之后,仍旧如此。在1853年加兹登购买协议之后,美国的国境线才扩展到这个地区。当年N.米奇勒上尉(LieutenantN.Michler)在边境线驻守时,曾记录下这里有“诺加利斯美丽的小山谷暠。就在这里,在国境线两边,建起了两个城市。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具有共同的祖先、相同的饮食结构以及相同的音乐,我们可以大胆断言,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暠。

　　当然,对诺加利斯两个部分的差距,有一个非常简单而明显的解释,而且大家可能早就猜到了,这就是:把它们分成两部分的国境线。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在美国,其居民拥有的是美国的经济制度,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获得教育和技能,并且鼓励他们的老板投资于最好的技术,从而给他们带来更高的工资。他们拥有的政治制度,也能让他们参与民主过程,选举自己的代表,并且在代表不尽职的时候再通过选举替换之。因此,政治人物就会提供居民需要的基本服务(从公共卫生到道路和法律秩序)。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就不这么幸运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具有不同制度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这两种不同的制度给两个诺加利斯的居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激励,也给打算在那里投资的企业家和商人带来了不同的激励。两个诺加利斯以及它们所在国家的不同制度带来的这些激励就是国境线两边经济繁荣程度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美国的制度比墨西哥以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制度更有利于经济成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殖民早期不同社会形成的方式。制度分化就发生在那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为了理解这种分化,我们必须从北美和拉美殖民地的形成开始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