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面临各方面的突出矛盾。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使得台湾本省居民跟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因为国民党撤至台湾造成本省居民就业减少、税负负担加重而进一步具象化。台湾发展空间有限，美国和战后日本又在大量倾销廉价商品，这让台湾的经济和就业变得艰难。

　　最为突出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此前一直秉持国家资本主义、统制经济的政策路线，从而带来了低效发展和严重的官僚贪腐问题。这一政策路线被认为是国民党葬送大陆“江山”的主要原因之一，台湾最大的援助方美国也对此强烈反感。美国历史学家、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历史系教授帕克斯·M·小科布尔所著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6月出版）一书就指出，“南京政府热衷于压榨聚敛财富，敌视或慢待资本主义企业，悍然利用罪恶分子控制上海资本家，这都说明城市经济集团对南京政府无足轻重”，认为这对孙中山“节制资本”方针的恶意滥用。

　　让人惊讶的是，国民党在1949-1960年的10多年时间里，完成了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使得台湾摆脱了生存发展危机，在196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1953-1993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7.44%。在政治上，国民党学习中国共产党，大刀阔斧启动党的改造，推进党员的台湾本地化，并彻底终结了此前几十年为患突出的派系政治。在经济上，国民党一方面仍是照搬中共经验，强力启动土地改革，赋予农民土地，但有所不同的是，国民党征收土地中实行了赎买政策，以公营企业股票以及土地债券跟地主换地，此举使得国民党获得了台湾农民的支持，也使得原先的地主阶层转型为投资和工商业者。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还通过新建立的弄会、水利会、合作社，实现小农精耕细作，带动农民致富。另一方面，国民党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将原先的统制经济调整为美国和日本经济模式的混合版，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著名历史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曾专注致力于整理与研究国民党档案、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及民国时期、国民党台湾时期的重要文献资料，并大量开展对台湾经济改革领导人物等相关人员的访谈。郭岱君所著的《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一书，向读者介绍了台湾1949年至1960年经济改革的过程，重点披露还原了台湾从统制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运作内幕，并梳理出台湾经济顺利转型的关键因素。这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台湾历史特别是经济转型并实现经济腾飞的奥秘，对于今天中国内地的改革决策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台湾经济改革接纳市场经济理念，有着重要的外部力量，即美国的引导。某种意义上讲，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的经济腾飞，与美国的扶持发展密切相关，是美国有意打造出来的自由经济典范。尽管如此，市场经济理念最初也没能顺利在台湾岛内扎根。国民政府内部各派别的政治家和技术官僚，大多是“节制资本”方针的忠实信徒，不愿意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担心因此带来政府控制能力、官僚权力的弱化的结果。而二战后，欧洲各国重建经济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政府干预经济顺理成章，这让台湾的经济改革显得多少有些曲高和寡。

　　起到关键作用的两大因素，一是土地改革带来的赎买资金需求，使得台湾经济改革决策者不得不强硬推进公营企业民营化，并因此为民营企业展现发展优势提供了机会，事实胜于雄辩，市场经济理念带来的发展繁荣，显然不能再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为借口，重新束缚经济的活力。二是台湾经济改革决策者及其专家团队对发展形势的清醒判断。1950年代，摆在台湾面前的两条道路分别是，要么效仿若干新兴市场国家，放弃本土工业化，扮演工业国家的原料基地角色；要么就是通过一定时期的保护政策，让本土工业上马，之后解除保护政策，让企业在国际贸易环境中通过竞争求得生存发展。在当时，决策者和专家都意识到，如果选择前一条道路，将无法解决台湾的就业问题，且很难摆脱传统公营企业低效的弊病，还将无力解决高企债务；后一条道路看上去更难，而且需要切实释放政府产业、外汇、贸易等多方面的经济管理权力。台湾经济改革最终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并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在塑料原料、玻璃、纺织、水泥等行业扶持发育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台塑）。书中介绍了当时台湾几次财政大辩论的内幕，读者将可以了解到若干重要的经济原则如何经过激烈辩论及利益博弈，冲破反对者、疑惧者的阻挠，而转化为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