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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2 作者：利奥•梅拉梅德 鲍勃•塔玛金 来源：经济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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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到来后不久，我们搬回了自己的家。轰炸已经结束，所以没有再住在市郊的理由了。另外，母亲担心我们的空房子会引来抢夺的人。还算好，我们回来了，因为之后不久他们就来找父亲了--正如他所预料到的那样，他会作为人质被抓起来。在当时，任何不服从他们命令的人都会被定罪而枪毙。一旦他们进入了我家，这场战争就成了一种私人的事情。我看见了他们的靴子--噼啪作响的黑色靴子，但我不记得看见他们的脸。可能我太害怕，没敢抬头看。还有他们严厉的咆哮声。几个人在房间四处转来转去，翻查着抽屉和橱柜。有一个看见了父亲的衣服便开始叫嚷起来。他在哪儿？他们叱问道。他们的语言与意第绪语有些相似。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叫喊，也没有听到任何人对我母亲这样嚷过。她尽可能保持镇静，虽然我看见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她的恐惧传染了我，我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盖世太保走后，我们总害怕他们会再来。那天晚饭桌上一片沉默。从此以后，所有人开始小声说话。母亲和外祖母之间也基本没有了交谈。
他们的忧惧感染了我。我还在等带剑的武士，这有多傻啊！根本不会有什么斗剑。别列斯多克的武士们在哪儿呢？我不禁要问。难道他们都和父亲一起离开了吗？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能再见到父亲吗？他在哪儿？母亲说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父亲也会与我们联系上的。可她眼中的惊慌证明她说的都是谎话。我觉得害怕了。
虽然母亲又回到学校去教书，她还是不准我离开家门一步。每天我都和我的“巴巴”待在家里。有时过来一个朋友，我们便扮大兵玩儿。孩子们中间的谣言和故事也在传来传去，说谁家的亲戚和邻居被侵略者抓到哪个地方干活儿去了。米戎，那个开杂货铺的，被拖出小店，打断了手，就因为两个德国兵说他的面包要价太高。罗切尔·维斯伯格被抓走了之后就音讯皆无。哥德尔伯格家则被一把火烧成了平地。
又过了两个星期，至今波兰的犹太教会堂全部被付之一炬。针对犹太人进行的残酷的暴力活动变得经常。虽然街上凄凉得可怕，但别列斯多克的情况还没有发展成疯狂的种族清洗，原因之一是别列斯多克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战前协定的一部分。条顿骑士、普鲁士人、德国人、苏联人还是波兰人，谁统治都没区别。只要是对犹太人，他们都一样。而不管犹太人遭受到何种苦难的境遇，当地人根本没有丝毫的怜悯。例如在1934年，波兰政府公开食言，取消了1919年做出的使少数民族得到民事和政治平等权利的保证。
当时，犹太人占到波兰总人口的10％。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加频繁。犹太人进大学和专业学校在人数上有严格的限制。这种歧视性的法规和限制性的做法成为经济上的桎梏，而到了1935年，随着老革命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波兰总理马绍尔·皮尔苏德斯基的去世，情况变得愈加糟糕。到1938年，一连串反民族法规在全国通过，竟包括取消侨居海外的犹太人公民资格的规定。
所有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诺都被扔到了九霄云外。反民族情绪是转移革命运动的现成的避雷针。不过，犹太人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宗教、教育和文化传统，他们甚至试图组织政治性社团。20世纪30年代晚期，犹太人在城市选举中不再支持复国主义者，他们投向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同盟党”。这样一来，后者在1938年和1939年中，获得了包括别列斯多克在内的多个大城市中选举的压倒性胜利。父亲就是这样进入了城市委员会，他就是一名同盟党人。父亲常说，不管用哪个名字，专制国家总是会偷走一个人的思想。在他看来，对知识分子自由的妥协或许是不存在的。
作为一个孩子，我还不能领会反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我所知道的是，我们过得还可以，父母亲是受人尊敬的教师，还有一个与我们平行的世界存在，在那儿非犹太人都不讲意第绪语。父亲常常对我解释说，人们做事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可政治领袖又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些规矩。母亲也同意这种观点。有时，父亲、母亲还有他们的朋友们，会对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波兰为何会首当其冲这些问题而激烈争论。
历史、地理和政治是父亲最喜爱的学科。他懂得非常多，这也让我对什么事情都有个了解。父母亲一直在解释着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父亲说，孩子们应该了解历史和政治上的事情，因为它们总是在不停地重演。孩子们必须一直明白周围发生的事情，这样他们就能有所准备。几岁开始学习都不算早，他这样说道。不过教育孩子还是母亲的事儿。我们的关系更亲密，因为她是个容易叫人亲近的人。她不但聪明、具有洞察力，而且有那种常人所说的第六感觉。我还没问，她就知道我要问什么，并且总是可以加以回答。后来，无论我再怎么当心，她总还是能知道哪一天我交易得非常差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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