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4年,中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另一种是处于漫长的社会动荡中。尽管前一种可能的概率非常高,但我们必须看到,有一种力量力图将中国推向后一种可能。

    动荡年代
    70年来最大的金融灾难,已过去两年多。
    这场经济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和房子,几千万中国人曾失去工作,经济萧条的阴影在世界每个角落里游荡。经济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发展中国家,也给很多发达国家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动荡。
    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将世界带入漫长的动荡年代一样,等待我们的将是另一个不短的动荡年代。许多国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不平衡,许多国家间的外部不平衡又相互交错。面对这些问题,有远见的民族和它们的政治家,寻求的不是单纯对不平衡的解决,而是如何以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方式来解决;着眼的不是简单地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而是如何防范未来的危机;胸中激荡的不是短期的潮起潮落,而是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因为,同任何大的历史关键点一样,动荡的表象下,不仅是文明的较量,更是利益的较量。
    每个国家都面临自己的问题: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分配格局必须重建。中国这样,美国也如此;发展中国家这样,发达国家也如此。而左右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反思。
    然而,有的国家却力图将自己的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这种从其他国家身上抽血的战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复杂性。经济动荡,高失业率,低增长率,产能过剩,生产过剩;现有的和潜在的主权债务危机;明枪暗箭的货币战争;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哥本哈根会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等等,交织在一起。世界经济面临重构:世界经济格局在重新划分,世界财富蛋糕在重新切割,世界经济结构在重新调整,每个国家内部的利益关系在重新界定,世界经济摩擦在不断增加,有人在经济困难和实力衰退的时候加紧了军事布局。
    世界面临多重挑战:美元泛滥,美国潜在的主权债务问题,欧洲的债务危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疲软,非洲的动荡,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就美国而言,过去30年间,平均5年就有一次衰退或危机。而且,每一次美元泛滥都伴随着危机。这一次经济复苏是从2009年开始的。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几年找到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办法,美国下一次危机可能就在2013-2014年这段时间。如果以历史作为一种借鉴,2013-2014年就是一个坎。到了那个时候,假如衰退或危机真的发生了的话,无论美国还是欧洲,抑或中国,都无法再像上一次危机那样,能够以同样数量级的重拳反击危机。美国在这次反危机中,财政和金融系统都采取了数万亿美元计的措施。以美国目前和未来几年的财政和金融状况看,已经没有能力复制。而中国,在2008年的反危机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帮助过美国。但是,下一次危机来临时,中国由于自己的经济问题,将很难再次以同等的力度帮助美国。
    这场危机会从哪些地方爆发,会如何爆发?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不确定性?
    到时候世界怎么办,中国怎么办?
    世界会不会因此有更大的动荡?这种动荡的形式是什么?它的冲击波会达到哪里?谁会处于这个冲击波的核心?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而这些问题究竟会有多严重,只有天知道。中国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解决自己的问题,化解自己的矛盾。
    我们面临的机会窗口时间不长,而且每天都在缩短。
    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原罪”
    一个时代结束了。
    经济危机是一只历史的手。它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开启了另一扇窗。
    为什么这样讲?
    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几十年那种自由放任,以不公平为核心内容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从国内经济关系看,那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从国际经济关系看,那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储蓄,发达国家借债。放眼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国内分配不公和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配不公交织。
    不公正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也是当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
    当今世界的不公正,不是世界经济道路出现的偶然颠簸,不是经济肌体发生的伤风感冒,不是局部的肿胀和不适。一两副治标的药、局部的修修补补解决不了问题。许多国家需要的不是填补道路上的坑坑洼洼,而是修建新的道路;不是如何避免眼前的波涛,而是重新调整经济航向。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根源来自不公平的经济关系。这个经济关系是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原罪”。
    让我们先看看发达国家。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普遍为债务危机或潜在的债务危机所困扰,欧洲如此,美国也如此。债务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稳定的基础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相等。总需求是有效需求的总和,而有效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支付能力是说,你要么有钱,要么能借到钱。过去几十年,西方走了一条富人减税,中下层收入相对下降的道路。在富人减税的同时,中下层要求不削减起码的公共支出和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就走上了政府举债、中下层借钱的道路。这条道路掩盖了过去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现在这条道路再也走不下去了。西方面临漫长的衰退。
    再让我们看看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出口导向的道路。我们后面将会指出,这出口导向是以国内分配不公为前提的。现在,这条路也走不下去了。
    总之,历史通过经济危机和危机后的各种挑战告诉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风靡人类的道路选择和理念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一个死胡同。我们需要重新出发。
    不公平的经济关系是了解当今世界经济困境的钥匙,而放弃这一经济关系是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课题,是激荡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旋律。
    中国也是这样。
    谁能在这一轮改革中胜出,谁就能在下一次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谁能将受到的冲击降到最低,谁就能领这个世纪的风骚,谁能在这场激荡中奏出最强音,谁就能赢得这个世纪。
    那么,中国有没有不公正的经济关系?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如何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如何防止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进一步扩大?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来自于我们继承的历史,还是来自于我们这几代人的责任?这就是本书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解决不公正的经济关系,需要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上层建筑的选择同贫富悬殊的解决交织在一起。在当今世界里,哪一种上层建筑有利于解决贫富悬殊,有利于调整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呢?是那种金钱控制政治程序的政治秩序,还是别的?中国是需要改变目前的上层建筑让它适应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反映贫富悬殊的事实呢,还是需要通过上层建筑的力量改变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和贫富悬殊?如果中国让金钱全面介入政治程序,中国会不会出现民主法制和个人自由的全面倒退?这也是本书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