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见报后，时任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办公室来电话对这一主题表示关注，同时询问《大趋势》一书国内有没有译本。
　　当时我对新技术革命这个问题看着感兴趣，但对其真正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领导同志一来要书，更加引起我们对问题的重视。

　　作为新技术革命报道风暴的发起者、亲历者、见证者，原新华社副总编辑兼《经济参考报》首任总编辑李琴最清楚，《经济参考报》的报人是如何在迷茫困惑的起点上，在激烈交锋的序幕中，为中国的新技术革命披荆斩棘，振臂高呼，铺就一条舆论和思想的坦途。

　　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开放程度评判，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经典之作《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进入国人的阅读，实在不算迟。这本勾勒“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今将逐步进入信息社会”的著作，在美国出版仅一年后，即被摆在国人面前。

　　书是李琴先接触到的。
　　1983年春，北京宣武门东北，南新华街西侧，前孙公园胡同的一间平房里，李琴因腿骨骨折在家静养。新华社总编室每天派人将报纸等资料送来。依照李琴叮嘱，台湾《经济日报》必不可少。这份新华社仅有的台湾《经济日报》是在《经济参考报》创刊后不久，根据李琴的主张订购的。在当时，订阅它必须经过上级单位批准，传阅范围亦受到严格约束。
　　5月，台湾《经济日报》开始摘要连载《大趋势》一书。读过几期后，李琴对书中提及的新知识很感兴趣。借时任《经济参考报》副总编辑陆亨俊等报社同志来家商议工作之机，李琴将报纸递给了陆亨俊，并特别交代：“这方面报道要注意。”
　　陆亨俊晚年回忆：“我看了半个多月台湾《经济日报》的连载后，感到还是提出不少重要的观点，不过翻译得不好，文字很别扭，但又没有原文可以核校，而且台湾把‘信息’都译成‘资讯’。所以我决定取其要点加以改写成《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
　　1983年6月14日，《经济参考报》在四版头条位置刊发《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大趋势>一书内容介绍(上)》，主标题套红，署名是陆亨俊的笔名“姚骏”。两天后，报纸又在同一版面同一位置，以同样的套红标题，刊登了《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大趋势>一书内容介绍(下)》。
　　20多年后，有媒体如是评价：这本全球销售上千万册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来，对我们了解世界、思考未来、研究对策，极有参考价值。

　　《经济参考报》对《大趋势》一书的介绍在第一时间纳入中国高层的视野。

　　1983年6月，《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见报后，时任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办公室来电话对这一主题表示关注，同时询问《大趋势》一书国内有没有译本。
　　电话令李琴警觉。她回顾说：“当时我对新技术革命这个问题看着感兴趣，但对其真正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领导同志一来要书，更加引起我们对问题的重视。”
　　报社编辑部迅速确定两件事情：一、通过新华社图书馆请香港分社购买《大趋势》英文版；二、加大对新技术革命的报道力度。
　　7月，《大趋势》英文原版书送至报社编辑部，陆亨俊等人翻阅后当即决定：自己动手翻译。一本书被撕拆成三个部分，报社负责国际报道的赵英琪、孙道章、路林沙和王金余夜以继日，在国庆节前夕完成译文初稿。
　　10月4日，《经济参考报》刊登了自行翻译的《大趋势》一书的《结论》上篇——《一个奇妙的时代》。
　　当日下午，陆亨俊接到从新华社社长室转过来的索书电话。电话是从陈云同志办公室打来的。
　　不久后，李琴获悉，中央在10月9日于中南海召开了“新产业革命及其对策”的座谈会，时任国务院领导同志发表长篇讲话《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强调要认真研究新技术革命动向，并且明确指出，我们在“立足当前，努力把目前各项工作做好，同时应当高瞻远瞩，展望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

　　就在《经济参考报》热情十足地为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鼓与呼时，节外生枝的声音出现了，并掀起了一场新技术革命的报道风暴。

　　李琴回忆，6月中旬中央领导同志的“要书电话”鼓励了报社的同志们，大家憋足一口气，满心满脑就两个字：干哪。
　　怎么干？新华社驻东京记者张可喜给出一条日本舶来的思路。
　　1983年7月，张可喜回国休假时告诉编辑部，日本大众媒介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一新动向、新形势高度关注，通过大量报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日本经济新闻》从1982年开始，就以“新产业革命”为主题，动用各种手段，如报纸、杂志、影视、书籍等，为“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开展了造势运动。
　　报社很受启发，即刻决定参照日本媒体的做法，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陆亨俊与张可喜敲定，由张可喜为《经济参考报》撰写五到七篇的系列报道，介绍日本的新产业革命。随后，报社向新华社各驻外分社发出电报，要求记者集中力量采写有关新技术革命的情况。
　　9月26日，以知识分子和科技界为主要读者的《光明日报》出现一则征订广告：“您要了解‘新的工业革命’情况吗？请订阅《经济参考》。”
　　随后，张可喜发回的一组六篇系列报道《日本新产业革命介绍》于10月4日至24日率先亮相。
　　10月25日，《经济参考报》在头版刊发赴美访问的原报社副总编辑丁仰炎对《第三次浪潮》作者阿尔文·托夫勒的专访。报社对托夫勒的专访做了“破格”处理——在头版头条位置加花边刊登针对专访的评论文章《能否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陆亨俊后来慨叹：“一个西方世界学者的谈话居然如此突出，当时也只有《经济参考》敢这样做。”
　　就在《经济参考报》热情十足地为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鼓与呼时，节外生枝的声音出现了。那些杂音的主要论点是：这种说法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报刊正在讨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之时，怎么还有“朝阳产业”？是美化帝国主义，是搞“精神污染”；电脑真有这么神奇吗？当年原子弹不是也吹得神乎其神，毛主席一句话，原子弹也是纸老虎，不破了迷信了吗？简直是异端邪说，等等。
　　李琴置若罔闻。她说，它们不是主流声音。
　　从1983年6月到9月，《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有关新技术革命的报道有160多篇，10月份一个月内就刊出了150篇。截至当年年底，《经济参考报》刊登的有关新技术革命报道达400多篇。新技术革命的系列报道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特别奖。

　　当大量报道密集涌出后，情势出现了变化和飞跃，新产业革命问题从舆论造势阶段步入政府实质行动阶段，但就新产业革命的叫法是否妥当的问题产生分歧。

　　1983年10月9日，中央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任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为副组长，召集一批专家学者成立“新产业革命对策小组”。
　　10月中旬，李琴前往参加了由马洪主持、规模仅一二十人的小型会议。会议确定了“对策小组”组成名单，包括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以及大学里的专家，共约120人。李琴、陆亨俊和丁仰炎作为新闻界仅有的三个人名列其中。
　　李琴回忆，11月24日，“对策小组”讨论时，来自各部委的官员们、各领域的专家们对于一定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认识一致，但就新产业革命的叫法是否妥当的问题产生分歧。
　　《经济参考报》报道之初，较多使用了新产业革命一词。当然，一旦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称谓就不能继续随意。争议集中在两点：其一，西方国家称之为“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dustrial”一词应译为“工业”还是“产业”；其二，从影响范围和影响力看，应定义为“技术革命”还是“产业革命”。
　　“对策小组”第一次会议后不久，有人上书中央，认为新产业革命的提法不妥，应改称新技术革命。有关部门为此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在公开宣传中一律称为新技术革命。
　　25年后，《经济参考报》副总编辑张健回顾这段历史时辩驳：“回过头来看，可能用产业革命来定义这个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创新更为准确，因为，这不是仅仅发生在某一技术领域的发现或发明，而是同时在一系列重要科技创新后形成了巨大的新主导产业，对人类生活方式、产业结构都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和变革。它完全可以媲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

　　《经济参考报》不敢独居为863计划铺筑思想坦途的奇功，但在那场滚滚而来、难以抵挡的新思潮中，《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似奔涌在浪尖的一股激流，冲击着国人的技术观。

　　1986年，一项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横空出世，这就是863计划。
　　863计划出台，意味着中国最高决策层对科学技术发展在经济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动员举国力量开展科技进步，有了具体和可行性强的措施。
　　根据中共中央《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精神，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七个高技术领域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也许是巧合，在《经济参考报》“连篇累牍”的新技术革命报道中，所开列的主要高技术领域大致相同。
　　李琴说：“当然，《经济参考报》不敢独居为863计划铺筑思想坦途的奇功。”
　　“对策小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李琴在新华社总编室的汇报会上传达了会议主要精神。新华社多个部门、旗下刊物均作出部署，增加科技报道。在新华社的带动下，全国各大报纸都开始关注这一主题。
　　更多国人认识到，在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新技术革命，将引起生产技术乃至手段的根本性变革，它不仅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影响，对社会和政治也有影响。　（本文由本报记者张小洁采写）

    链接：新技术革命：唤醒中国“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