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经济论坛鸿儒论道2月18日于上海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发表演讲时直言：“中国经济正在衰退，短期内难以扭转。”
尽管唱衰腔调自去年下半年银行钱荒开始未曾停止，但在长达三小时的演讲中，华民表达了经济学家通常唯恐避之不及的观点。
中国经济正在衰退，作为投资者及行业从业者，你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些症结的存在？
警示一：中国正面临短期资本流入，长期资本流出
从国际资本流向来看，发达工业国家流入的都是长期资本，流出短期资本，而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好相反。长期资本指购买的长期国债，短期资本则是套利。
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处于底部，新兴工业化国家位于头部，前者的经济正在逐渐好转，而后者则容易受到冲击。
中国最近已经发现通过投机敞口流入套利套汇，同时资本流出的量正逐步增长。这对中国的资产价格、宏观经济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
当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时，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采取了加息的错误货币政策，这时美国、欧洲创造的信用货币大量流向新兴市场，而欧美的债务链问题、去杠杆化问题都解决了，资产负债表也得以恢复。但短期资本的流入给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经济泡沫，如果这些资本在还债时逆向流出，会对新兴经济产生严重冲击。
历史上就有类似事件发生。2007年次贷危机以前，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占发达国家GDP的7%左右，危机发生时西方国家银根紧缩，资本开始回流，便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市场的爆跌，中国就是其中跌的很惨的一个。
警示二：中国是没有内需的国家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改革开放后，民工潮和外资潮结合达到产能释放。1979年，农村人口占比79%，城市人口21%，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是没有内需的，产能一释放必然依靠出口。大量的农民劳动力及三万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然而，2004年以后增长开始出现问题，新古典增长变成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这个演变从新古典遇到的三大问题开始，而政府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方法。
第一个问题是报酬递减，政府没有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或把他们变成产业工人，而是调结构，实行产业紧缩，对报酬递减的劳动产业进行升值。这导致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失业，低端产业关闭，经济增长出现下降。
第二个问题是收入差距扩大。在工业化早期，劳动要素充裕、劳动水平较低，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转移支付。但户籍限制下人口难以流动，国际经济贸易壁垒造成东西部贸易不均衡，这些使得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第三个问题是经济出口导向，贸易需要平衡。这时应取消贸易保护、开放金融市场、打破国企垄断，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使改革无法进行。这时政府却开始号召转内需，但工资上涨使实际汇率升值，两者叠加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力丧失，到今天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乎是零。
中国是没有内需的国家，人均GDP超过8,000美金才会有实际内需。如果非要这样做，资源将集中到政府，政策替代改革收入再分配，由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会直线倒退，中国将一下回到1979年以前。
警示三：用货币换砖头的国家基本没有好下场
政府一直关注消费，要刺激消费，但自1999年房改以来，居民的钱都用来买房了。按照房产计算，很多人都是百万富翁，但实际30%是首付，70%是负债，建立在资产负债表扩张基础上的富有，不是真实的富有。
从消费的角度，居民把大量的钱换成砖头以后，内需基本上就结束了。从宏观角度，凡是用货币换砖头的国家基本没有好下场，房地产从来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在全球产业五大经济周期的波动中，从没有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第一次是纺织，第二次钢铁，第三次石油重化工，第四次汽车，第五次IT。能够领导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产业，一定是人人都需要购买的产品。
当我们最近十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推动经济增长时，中国的内需就已经没了。
警示四：中国的贸易不可能平衡
平衡贸易政策一开始就是错的，中国的贸易不可能平衡。
政府平衡贸易的政策工具就有问题。2005年国家实行汇改，由固定汇率变为浮动汇率，想通过调整汇率和价格水平平衡国际收支经常项的顺差。对跨国公司实施税收国民待遇政策，战略上计划再用内需替代出口。
但这些政策推出后便出现以下问题：第一是人民币单边升值，至今没有出现多伦布学说所讲的回归效应；第二是跨国公司撤资带来的渠道效应丢失，中国的制成品如果不贴上跨国公司的标签就卖不出去。
中国作为一个制成品国家，贸易顺差是命中注定。全球贸易顺差的国家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第一是资源出口国，第二是工业制成品生产国家。德国一直在控制汇率，利用欧元贬值，但中国和日本的货币一直在升值。制造业的贸易顺差无法通过价格调整、汇率变动来平衡，除非你不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
警示五：依靠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没有可能
内需怎么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呢？美国经济学家罗伯斯认为，美国的问题就出在靠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上。
美国在1906年从英国手上接过世界经济的接力棒，到1950年之间靠出口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自1950年开始，美国开始靠消费推动经济增长，这便产生了两个问题，生产率的下降，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中国零售品销售总额曲线基本上是水平状态，每年增长10%。而波动的是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是投资的波动，和消费无关。消费很稳定，刺激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根本不可能。
投资上升，中国的GDP就上升。在国内消费有限情况下，投资上去一定是产品过剩。但只要是可贸易的商品就不存在产能过剩，因为商品本来就应该是为全球生产的。
出口是消费增长的原因，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有投资才有就业，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有消费。现在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国民收入流量统计公式加加减减，把出口搞下去，把内需搞上去，这就完全错了。
警示六：通过上调工资刺激消费是个谎言
中国的内需是稳定的，在没有内需情况下刺激消费，政府选择了增加工资收入，但这一定会造成失业的增加。
如果工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不变，势必要增加企业成本，企业自然选择减员，甚至会出现倒闭现象，所以工资和失业是一个相互的关系。而且，工资上涨后，人们基本上只会做两件事，买房和投资其他资产，这对消费毫无贡献。
警示七：如果开放资本项，中国一定出现套利
发达工业化国家开放资本项因为经济增长稳定，没有套利机会，但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是波动的，只要开放资本项就会产生套利机会。由此，成长期资本就会流入，衰退期资本便会退出。
资本项一旦开放，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一个成功。拉丁美洲开放资本项后倒了下去，东南亚1995年开放资本项后，1997年便爆发金融危机。
唯一成功的经验是智利。所有外资银行到智利发放贷款时，第一年必须把发放贷款的30%作为准备金交给智利央行，这样一年期、两年期的短期资本便不会进入，流进来的全是长期固定资本，例如跨国企业，所以智利的成功源于有管制的开放。
警示八：人民币现在是空头货币，不能国际化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衰退，出口在下降，远期外汇供给在减少，汇率已经到达头部。此时，人民币属于弱币，如果国际化，随时可能被挤兑。
美元目前只进不出，人民币目前只出不进，形成对冲，处在高度风险期。如果人民币一定要国际化，只有一件事可以做——贸易贷款，就像日本早期一样。如果贷款给需要购买中国商品的国家，就会有货币回流。
中国现在都在做离岸交易，货币没有回流，就是将来做空的筹码。所以，人民币国际化还不是时候，如果非要做，必须和实体经济挂钩，包括做基建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