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鸿兵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8月

    “使徒会”的圈子(下)

    维克多并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单纯的“小白兔”。由于性格早熟和深厚积淀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与生俱来的家族烙印，维克多很小就已经是个思维活跃复杂，有强大的意志力和伟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有主见，绝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劝说和理论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心态始终如一，深谋远虑，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显然有自己的考虑和打算，这也是世代家族传承所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
    在他心目中酝酿着一个更远大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远远超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划。他在接受身边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时，也在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服务。维克多的天性中，活跃着商人的基因，他对利益的获取欲望始终凌驾于对理论的兴趣之上。
    在“使徒会”的圈子里，还有一个大腕级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维克多和凯恩斯走得非常近。凯恩斯是早期“使徒会”的一名成员，20世纪30年代曾在剑桥大学教书，他在国王学院有一个私人办公室。凯恩斯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他对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运作的理念极感兴趣，一直在密切观察苏联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动态。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陷入重大危机，各种社会思潮都在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出路，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可以说，当时的凯恩斯也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思潮的影响。
    维克多经常到剑桥大学凯恩斯的办公室找凯恩斯聊天。他每次造访凯恩斯办公室的时候，都看见凯恩斯坐在一把摇椅上，正在读洛克或者休谟的哲学著作。维克多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凯恩斯在专注研究经济学。两人相见总是谈天说地，很是投机，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收藏图书上，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维克多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凯恩斯什么时候做他的本职工作呢？
    凯恩斯比维克多大二十几岁，但年纪与经历的差距并没妨碍他们成为亲密的忘年交。维克多找凯恩斯从来不需要事先约好，兴之所至，随时登门。两人会面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从哲学、社会、文学，到社会改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乃至讨论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运作的大问题。维克多与凯恩斯经常探讨的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对英国金本位的看法。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黄金领域的特殊地位不可忽视，维克多对黄金在英国银行体系和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自然有着不寻常的关注。
    在“使徒会”的讨论会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凯恩斯的演讲和论文。凯恩斯当时已年近五十，他的社会阅历和见识，以及对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第一手信息和材料的掌握，当然令这些20岁出头的本科生高山仰止。他既有深厚的理论深度，又具备丰富的社会实践方面的真知灼见和经验。凯恩斯在“使徒会”的一次讨论会上，专门作了一个题为“政府干预”的报告，此篇论文使“使徒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维克多都深受启发和震撼。维克多的兴趣焦点从来没有集中在纯理论和抽象的东西上，他其实更关心实务操作细节。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维克多提到了凯恩斯的这篇论文，并且抱怨道：“‘使徒会’这帮人总是喋喋不休地探讨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题目实际上相当枯燥。伯吉斯、沃特森还有理查德2戴维斯说起这种理论问题都两眼放光，兴高采烈，满脑门出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缺少内在逻辑的连贯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维克多的另外一篇论点空泛务虚，题为“共产主义和科学的希望”的论文在“使徒会”中受到了大力称赞和一致好评。
    这期间他们这个小集团里又加入了一位新的成员，他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学生，此人正是菲尔比，“剑桥五杰”中第三名暴露的克格勃间谍。

    （连载二十一）

    （部分章节转载，内容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