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在大学（1949-1953）：新时代入党闹革命，金陵养病复旦毕业
我在大学（1981-1986）：杭州大学学习心理，人生选择仍然待解

爸上大学
金陵大学病号

　　和小学中学时一样，吴敬琏上大学也没有在一所大学里连续完成。他1948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195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
　　先来看他在金陵大学的经历。他还是身体不好，一直生肺病，断断续续地上学又休学。念高中时他已经因为总是生病休学一拖再拖总也念不完，1948年他以同等学历考入大学，他自己知道在大学里学工科因为要动手做实验，所以体力上比较辛苦，所以考了金陵大学的文学院。念了没多少时间，就又生病休学，不久就前往香港去和母亲会合。母亲邓季惺是因为受蒋介石的迫害于1948年底逃到香港去的。在香港时邓季惺最关心的还是《新民报》，当时夏衍是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她特地跑去问夏衍，解放以后还能不能让私人办报？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邓季惺也就安心了。于是，1949年4月中旬，在夏衍的安排下，她带着儿子敬琏从香港乘船回到北京。
　　海轮由香港前往天津，再转往北京。船上的人们兴奋地讨论着国事，19岁的吴敬琏也畅谈自己的观点，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船有一位复旦大学教授，解放后任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副校长、政治学院院长，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很多年后还跟同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工作过的我大姑爹夸奖吴敬琏，说那个青年可是脑子好，见识广，而且目光长远。可惜脑子好、见识广、而且目光长远的孩子生着肺病，一到北京就住进了疗养院。一直到1950年，他才又回到金陵大学去接着读书，这次他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当时想的是一个新的国家需要经济建设。那次选择，使吴敬琏踏上了之后半个多世纪在经济学领域上下求索的艰辛路程??????
　　好了，这次他上学上了整整一年，又因病住进了疗养院。那是一个金陵大学文学院和金陵女大共同的疗养院，在那里，他认识了病友周南，不久两人便交往起来。几年后他们结了婚。好几年后他们生了我。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故事的，但是我的猜测是大姑娘周南对那件事比较上心，她给的说法比较具体，她说：“我喜欢吴敬琏因为他特别聪明，他会背整本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而大小伙子吴敬琏后来跟我说：“我就觉得跟她在一起还比较舒服。”我觉得他们两人的要求都不高，但因为我妈妈的稍为高一点，所以请读者朋友翻到本书第十二章“周南：我爸爸的终身伴侣，我的母亲”一节，那里有他们俩的恋爱婚姻故事。
　　话说吴敬琏在疗养院里养着病，有时跟女病友周南聊天唱歌，但是仍然勤奋地学习着，因为要读书，他在病床上架了桌板。等他的病养得差不多好了，回到学校里的时候，不但学习仍然很棒，而且积极参加并且领导校园里的政治运动。可是身体还是有问题。后来到了复旦之后，快毕业了又查出肺病没有痊愈，于是再次住进疗养院，在复旦那叫“康复楼”。

再结音乐缘

　　我爸爸是古典音乐爱好者。而且他十分喜欢给人讲他的这一爱好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在金陵大学里，每天下午四点之后，都有各种社团的课外活动，吴敬琏参加的是音乐欣赏社团。当时他是经济系共青团支部书记，事情多，身体又不好，参加音乐欣赏社团的好处是，活动开始时领上一页关于当天音乐主题的介绍，然后往地上一躺，一边休息一边欣赏。他现在说起那一段时光来，还是很惬意的样子。
　　然而吴敬琏得益终身的音乐爱好，并不是到金陵大学才开始的。早在重庆南开上初中时，他已经得到了这方面的培养。他特别怀念在南开教音乐的阮伯英老师，现在提起她来还连声称赞“特别好，特别好”。这位专业、敬业的音乐老师，循循诱导地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加上南开的学生都参加一年一度的全校音乐比赛，简直是盛大的节日。进入成都的高崎初中，吴敬琏又碰到一位他很喜欢的音乐老师，这位老师，后来成为苏邵智的嫂子。
　　在我们家里，“文革”前有过不少外国音乐的唱片，“文革”一开始自己家里的人就赶紧给砸了，怕抄家时被抄出来又惹祸。1974年我和妹妹开始学琴的时候，情况已经有所松动，爸爸妈妈出“巨资”买了一个砖头式二手货磁带录音机，记得每个周末全家人挤在一间屋里午休的时候，还要放上一段古典音乐。“文革”结束后，他开始收集古典音乐的录音带，大部分是从调频电台录下来的。他大概收集了几十上百盘，并认真地给每一盘的带子上和盒子上分别贴上详细的标签，另外他还在盒子外面做一个纸套子，那些用旧挂历制作成的纸套子，做工之精致、大小之合适，凡见过的人都认为是一绝，还有人说是可以拿出去卖的水平。他倒没有卖，但是这样包装成套的古典音乐磁带，他不但自己收集，还做来送给亲戚朋友。后来他以光碟取代磁带了，我便部分地继承了他的磁带。
　　我爸爸妈妈曾经想把我和妹妹培养成一定程度上的音乐家，然而经过他们多年的努力，我们的那个“一定程度”，终究和“音乐家”三个字沾不上边。可爸爸还是一直鼓励我们培养自己欣赏音乐的趣味。当年我爸爸如此心切地培养两个女儿，经常让我们听大部头、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贝多芬的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等。而我当时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还真的就听了起来，一度被贝多芬的激情、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感动得一塌糊涂。后来，长大了，却发现自己骨子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激情与悲怆，干吗听个莫扎特，还专挑第21协奏曲，还只听里面的第2乐章。所以，后来我有了孩子，爸爸有多次跟我说应该给孩子们办音乐欣赏会，就像他在金陵大学享受过的那样，我倒是有这个心，可就是没有实行，一直辜负着爸。
　　我爸爸一向喜欢听着古典音乐看书、写文章，特别是像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那样舒缓的音乐。不过那是我妈妈在幼儿园上班的时代。后来妈妈退休后被师大教育系返聘回系里教课，她开始在家里备课了，为了安静就把我爸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的习惯活生生地给停了。显然我们家的幼教专家没听说过，如果给儿童听莫扎特，他们的功课就做得特别好。其实她应该试验一下，这对“老童”可能也适用。

给人“洗澡”

　　吴敬琏在大学里虽然又生病又听音乐还和女病友交往，但他同时是一名非常积极的学生领袖和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式的“造反派”。1951年2月，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利用教会大学（他自己上的那所就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他不但积极参加，还负责组织展览会。结果运动很成功，学校里不再教英文了，系里也不再教西方经济学了。至于他20年后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自学英文，30 年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恶补西方经济学，哪里是当时年轻鲁莽的吴敬琏所能预料的事。
　　1951年12月，“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吴敬琏担任学校增产节约办公室秘书，带领同学们“打老虎”，扯着嗓子叫，“打”到人家坦白了才算胜利。殊不知，他在南京打人家“老虎”，他的父母却在北京被人 “打老虎”。有人说他们盖南长街的房子用的是贪污的钱，开斗争会强迫他们交待。那时许多资本家在“三反、五反”运动高潮时自杀，包括邓季惺、陈铭德的好朋友、曾经的一代船王卢作孚也因为在运动中被诬陷而自杀。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群众运动的陈铭德，这时在震惊之余心惊胆颤。幸好邓季惺不但倔强，而且自信黑的说不成白的，白的说不成黑的。矛和盾，也不知吴敬琏和他母亲，要是放到了一起，谁更厉害。想起来都令人后怕。
　　“三反 “五反”运动还没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开始了。这个运动又叫做“洗澡”运动——给知识分子洗澡，洗去思想上的“污垢”。吴敬琏和他的同学们，作为这次运动中的“思想教授”，对教授们吹毛求疵，连一位教授上课讲到人手上的肌肉分大肌肉和小肌肉，他们也给教授“洗澡”，批判人家不研究阶级斗争，只研究没用的东西。年轻的“思想教授”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也是知识分子，自己离被“洗澡”的日子也不远了。

新党员在复旦

　　1952年9月3日，吴敬琏光荣入党。同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吴敬琏所在的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到了复旦大学经济系。一进校就认识了他后来的同事兼好朋友周叔莲。吴敬琏虽然对政治运动热心积极，但他的功课永远是一流的，在复旦也一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学得尤其透彻，这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令人折服。而大学生吴敬琏，在1952—1954年期间，就是通过在思想上融会贯通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等他于1954年从复旦毕业时，他自认为已经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家庭的后代，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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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学
高考

　　我的一个侄女今年考大学，跟她聊天才知道，现在国内的报志愿和录取的方式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我是1981年参加高考的，据说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里大学招生率是4%，竞争很激烈。考前填志愿，全国重点大学填五个，非重点再填五个。心理学是我的渴望，但当时好像全国只有三个心理系：北大，北师大，华东师大。我在重点大学里填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心理系。不想学教育心理（跟我妈妈的专业太近了），北师大和华东师大就免提了。我重点大学的第二志愿是北京林学院城市设计专业。然后好像填了一些医学院。等到报名表在家里准备好，带到学校去交给老师的时候，老师宣布又多了几个新的专业供我们选择，其中有一个心理专业，是杭州大学心理系工业心理专业。我当即改写志愿表，把这个新的心理专业写了进去。因为杭州大学不是全国重点大学，我把它放在了非重点的第一位上。当时一心想进北大心理系，心想杭大心理系不过是托底的。根本忘记了，托底也轮不到它来托，因为录取时会按顺序先考虑重点学校里的五个志愿。结果高考一完，我就预料到自己的成绩不够北大的分数线，于是着急起来，原本林学院的城市设计也是符合自己幻想的，可这时却越想越觉得心理学是自己的最爱，我跟妈妈说，就是被林学院录取了也要退出来去学心理学。
　　因为早就说好上大学前会跟爷爷奶奶去北戴河度假，所以还是去了。可是一直挂念着大学录取的事。那个时候人们很少打电话，所以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我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心理学，还是城市规划？
　　妈妈也觉得心理学是个好学科，而且当时杭州大学校长陈立就是一名著名心理学家，我妈妈也认识他。于是我妈妈帮我想办法不让林学院录取我。她托的是北师大参加高考阅卷的老师。结果我的考分真的在林学院录取线之上，但还是退了出来，进了杭州大学心理系。临行前，我和一些同学去跟高中班主任老师告别，他听说了我的事，直摇头，为我放弃北京的全国重点大学可惜，而且他说：“杭州那个地方，去玩玩还挺好的，可是??????” 就没把话说完。

四年大学生活

　　杭州那个地方，去玩玩还挺好的，可是??????我会把话说完的。但是先让我来解释一下，我怎么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游客的话，我一定会很喜欢杭州。
　　和大多数同龄的中国人一样，我小时候旅行很少。但是1977年春天，爷爷奶奶曾经带我到南方做过一次旅游，去了南京、上海和无锡。整个旅程我都很兴奋，包括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但要说自然风景，无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对我这个北京生，北京长的孩子，那样一种清淡柔媚的湖光山色，真是非常特别，几乎可以让我在心里想“天下竟有如此美丽的景色”。
　　在杭州的四年大学时光里，我多次试图用我当年看无锡的眼光来看杭州，后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在杭州也是一个游客的话，一定也会像喜欢无锡那样喜欢这个地方。但是我不是一个游客。我是一个一辈子没离开过家（爷爷奶奶或爸爸妈妈），一辈子除了上述旅游之外，从来没离开过北京的18岁学生。到了杭州也不能游山逛水，而是突然地与“外地人”每天朝夕相处，另外还要学习。可以说18岁时第一次离开家来到杭州时所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比23岁时从中国来到美国时的文化冲击还大。当时我就像一只在井底待了18年的青蛙，突然跳了出来，被放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井里。
　　第一年，我的印象就是去适应三件事：一是冬天没暖气；二是夏天不光热还闷，还到处都是大蚊子；三是连老师说话都嘶嘶的。
　　第二年里，我刚从北京返校就得了急性肝炎，于是回家休学。下一年再读二年级。新班级新同学重新来过，对天气又重新适应一遍。但是自我感觉上还是有点老道了，其表现方式？逃学。也不能叫逃学，因为本来住在学校里。台湾人的说法比较准确，叫翘课。
　　第三年里，学校里兴起了跳交际舞，我很快成了舞迷。每个周末必定从一个系的舞会跳到另一个系的舞会，不跳到整个校园里再也找不到一个舞会不回去睡觉。现在美国，很少有人会跳交际舞，我去参加舞会仍然凭着杭大的老底子。正因为那时培养出对跳舞的兴趣，我搬到南加州后曾经有两年正式学拉丁舞，并定期练习，参加比赛和表演。我爸爸在大学里听音乐，我在大学里跳舞，我比他喜欢运动。但是我的功课不那么好，翘课也越来越厉害，特别是非专业课。比如说政治经济学（正是我爸爸的专业！），我一学期去上过的课用一只手上的指头就能数得过来，最后去参加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问我是哪个班的。因为是工业心理专业，要上一些机械方面的课，比如制图，我就很差劲。但有一些心理学专业课，我很在行，比如基础心理、发展心理、社会心理等。再就是我的英语特别好，本年级的英语课免修，跟着旅游系的高班上课。
　　第四年里，我已经不再抱怨天气的冷热了。冬天手脚都长上了冻疮，光知道痒不知道冷，而且我已经放弃了和西子姑娘们比美，棉袄羽绒衣毛裤棉皮鞋什么厚实什么往身上穿。夏天已经练出了脑门上长着痱子还能穿着长袖长裤睡觉的本事，我爷爷说“心静自然凉”，这个功夫我就是在杭州大学寝室里练出来的。至今用得上——再热的天，我也照样能睡觉。还能热得过杭州吗？那年一开学的时候，我就往美国的一把学校寄了研究生院的申请表。两个地方给了我奖学金，印第安纳大学心理系给半奖，丹佛给了我全奖。

改名风波

　　我大一那年，我爸爸给我写过一封声情并茂的信，他这人因为大多数时候都太专心于自己脑子里的事情，对别的事情便心不在焉。但其实他感情丰富，能说能写，在他想说想写的时候。只是因为他的感情表露没有连贯性，多数时候跟暖水瓶外的塑料壳似地刀枪不入，所以瓶里的烫水偶尔往外冒一次的时候，热不叮地让我觉得“至于吗？”
　　这种事在我一生中有过那么几次，大一那次的起因是我给自己改了名字。进大学后不久的一天，18岁没事找事的我，突然对“晓莲”这个俗名失去了忍耐，鼻子往上一翘，哼出了“舒夏”这么两个字来给自己做名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鼻子的灵感来自当时正流行着的一首朦胧型诗。
　　我为自己做了又朦胧又诗意的重新命名之后，第二步当然就是要让别人承认。首先告知同学们，然后就写信回家通知家人，一概说：“从今之后我只回应‘舒夏’这个名字。”　同学们受到我直接的行为强化，很快就叫起了那个新名字。家人那边，却只有爷爷尊重我的意思，下封来信上已经写着“舒夏同学收”。其他人却对我的宣布置若罔闻。
　　我很生气，再次写信回家，要求他们尊重我的决定。爸爸很快给我回了信，不记得他的信封上写的是我的哪一个名字了。但在信里他说：
　　你坚持要改名字，我们心里不是滋味。晓莲是我们给心爱的女儿起的名字，当你还是个婴儿时，我们把你抱在怀里，我们抱的是我们的晓莲，我们喂你吃饭时，我们喂的是我们的晓莲，我们给你洗澡时，也叫你晓莲。而你现在却不让我们叫这个名字了??????
　　他没直接说我大逆不道，但我看这就那个意思。我也马上奋笔疾书，回信给他：
　　据我所知，我刚出生时，你们给我的名字，并不是吴晓莲，而是吴妹妹。那是你们第一次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我一个名字。然后，你们把它改成了吴晓莲，那时你们二次自作主张。为什么你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现在要一个自己起的名字就连女儿也不是女儿了？历史上多少伟人不是都这样做过：邓友兰改名邓季惺，周树人改名鲁迅，毛润之改名毛泽东。呜呼哀哉，国将不国喽！
　　那时的我真是偏激啊，照妖镜只对着别人照，一点也看不见其实我也在小题大做。我给自己改名字，不过是为自己的独立插上一面小小的旗子，怎么就自以为上了伟人毛润之那个级别呢？而且，为了那么个附庸风雅的名字，竟跟家里人大动干戈（或笔墨），我至于吗？
　　20多年后的今天，非常偶尔地，居然还会有大学时的同学打来电话，开口就叫“舒夏”。把当年那个不羁得莫名其妙的大学生，活生生地又推到我眼前。她的似曾相识，每每给我的嘴角挂上一抹意义不明的微笑。想到我曾经是“她”，那个叫“舒夏”的女孩，又不禁有那么一丝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