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书包之沉重是举世闻名的。此前有媒体曾经调查，小学生的书包重量平均达到3.5公斤，初中生的书包平均重量达到5.5公斤。这重量已经超过了背包者体重的10%～15%。据研究表明，超过背包者体重的10%给身体造成的损害就会成倍增加。因此，理想的背包重量应当控制在背包者体重的10%以下。
　　为什么中国学生的书包会这么沉重？《经济观察报》最近的调查表明，书包的沉重，应试教育固然是一大推手，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经济利益的考量。
　　据该报调查，书包内的资料，除了书本和文具外，其他的几乎都是教辅材料。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教辅材料，是因为它可以满足很多人的利益需求，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作为安徽省最大的教辅材料代理商，安徽新华教育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在2006年、2007年、2008三年中，每年进校统一征订教辅图书的金额分别是3.18亿元、5.10亿元、7.4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其进校统一征订教辅图书的比例从2006年的48.6%，上升到2008年的86.6%，换句话说，新华书店每年通过门市部零售图书的比例越来越小，进校统一征订的教辅图书比例越来越大。
　　而另一个有关教辅图书的数据是：中国的教材教辅图书，总码洋占整个出版码洋的70%，教辅图书在出版市场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因此，各家出版社千方百计想涌入这个市场分一杯羹。也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相关主管部门一直对这个领域保持着高度警觉，不时下发通知，明令禁止搭售教辅材料，以及强迫学生购买教辅材料等违规行为。
　　教辅图书从出版到进入学生的书包要经过多少环节？一般而言，需要通过出版、审定、发行和进校等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出版社要将5%的利润交给图书审定机构，从而获得身份的合规；而图书发行机构——也就是新华书店——在拿到50%的发行折扣之后，会分出大约25%左右的折扣利润给各地市、县区教育局及乡镇学校三级教育部门(地市约为5%，县区约为5%，乡镇学校约为15%)，作为发行宣传费，从而达到让各级教育部门帮助其大力推广统一进校征订教辅材料的目的。正是在这个利益均沾的链条下，各种被国家明令禁止的教辅图书，终于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学生的书包。
　　考察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利益链条中的各个节点，都是属于垄断而非竞争的。如果考察其垄断的原因，竟然发现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利益：教辅材料之所以需要审定，是为了防止那些质量低劣的图书流进校园；发行的唯一，是为了教材的质量。但事实是，正是因为这些垄断，导致各式教辅材料能够更加合法、更加便利地挤进孩子们的书包，让学生们不堪重负。
　　于是在巨额利益面前，孩子们成了挣钱的道具。在教科书的发行过程中，那些书商和书店固然可恶，但为了分得一部分利润的教师和学校也有自己的责任。他们不再是孩子利益的捍卫者，相反，学生数额的多少，反而成为其向新华书店谈判的筹码。在这个链条中，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唯独孩子的利益被出卖。
　　如何斩断伸向孩子书包的黑手？我们经常做的是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发文，希望通过各级政府的重视，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从过去的实践来看，这个办法并不管用。不管用的原因可能很多，一是主管部门没有足够人手来处理相关事务；二是很多部门本身也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如前所述，教辅图书能够进入书包，不少教育行政部门功不可没。若是这样，你如何指望它能够放下攫取利益之手呢？
　　在我们看来，市场化不妨是治理教辅市场乱象的一个手段。具体来说，大致需要以下几个步骤：首先，严格审定环节。除了教材需要审定以外，所有的辅导用书都不得审定，同时废除统一的教辅图书征订目录。过去的经验表明，审定并没有对图书的质量进行把关，却凭空增加了一个寻租环节。其次，废除统一发行。同理，统一发行并没有解决发行过程中的乱象，相反，却给图书出版机构增添了很多费用，当然，最终的成本会在书的价格中得到体现，从而转嫁给学生。最后，让教师——尤其是任课教师成为教辅材料的推荐者。教师身处教学第一线，理应是最清楚学生需要的人；让他们负起教师的职责，而不是由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来推荐图书。
  　当然，这个方案也有弊端，如废除图书市场中统一发行的局面可能会有难度，在近期甚至是断不可行的。同时，我们还把过多的期望赋予了教师，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教师也会由于利益之故，向学生推销教辅材料。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可能是无奈也是监督成本较为低廉的方式：与其让家长生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出版社、图书审定委员会或者新华书店的闷气，不如直接和老师联系：家长和教师沟通，总比较容易吧？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