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2009年9月末，中国出口表现依然欠佳，即使4季度有良好表现，全年总体下降局面已成定局。某些专家所讲的中国出口“土豆效应”根本没有出现。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贸易融资大幅下降所致。9月份出口突然好转，很可能是季末结算因素导致的账面调整结果，并非真实改善。
　　前3季度，我国经济在各种强力刺激计划的作用下，经济企稳回升势头逐步增强，总体形势积极向好，全年“保八”已无悬念。经济增长结构显示，我国经济增长仍然以投资为主，消费并没有成为我国内需的主力。我国经济复苏步伐清楚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已从2008年的投资和消费“并驾齐驱”，过渡到了2009年的投资“一枝独秀”。
　　从5年至10年的视野看，由于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特征，投资型经济将在中国长期存在。这意味着投资率在中国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消费的快速增长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这一特征。
　　从短期看，消费的变动受政策的影响比较有限，消费的增长基本上是消费本身固有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中国消费领域经历了几次“排浪式”的消费浪潮，那时由于家电普及对我国消费产生的影响。除非消费升级正在发生，消费的快速提升就是不可能的，消费变动本身具有平稳的特点。因此，本轮经济复苏也不会例外地让消费充当主角。
　　反思中国当前面临贬值的高额外汇储备，外需下降导致的巨额过剩产能，以及出于克服中国经济抗外部冲击脆弱性的愿望，综合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分析人士认为，提高中国消费率，是克服中国目前经济困境的方向。但事实上，当前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最多只能达到提高消费总量增长的目的，对消费率的提升，作用不大。消费增长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说明，中国当前经济的增长和结构调整，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推动实现的。中国当前偏低消费率是目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征，而不是阻碍经济复苏的问题。
　　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国民经济组成当中，消费一般占有较高的比重。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消费率如下：美国为78%，加拿大55%，日本72%，欧元区78%，澳大利亚55%。与发达国家不同，投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平稳增加趋势，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逐渐走低。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1981年的最高点67%，逐渐下降，到2008年已下降到一半以下，仅为49%；而投资却从1982年32%的最低点，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44%。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投资步入一个快速增长期，投资增长率由1999年的近期历史低点5.5%上升到2003年的近期历史高点29.1%，并持续维持高位运行。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GDP维持了5年超10%的增长速度。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要想维持下去，还得依靠投资！

　　经济起飞只能依靠投资驱动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已处于起飞阶段。按照经济成长阶段的理论和经验，一个地区要实现经济腾飞必须具备一定前提条件，这些条件通常为：1）生产性投资率提高；2）有一个或多个主导产业（部门）存在，并成长很快；3）具有能够促使成长不断前进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关联性强、具有较大带动作用的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的迅速成长是经济腾飞不可缺少的动力。以上3个前提条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统一整体：主导产业的快速成长需要资金的不断投入，当地必须为此营造适宜的成长环境。起飞前提条件具备后，经济成长就会成为一种常态。
　　起飞阶段条件具备后通常伴随情况是：人口增加或集中，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长，需求增长。这在中国表现为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9%，2008年提高到45.68%；人均GDP由1980年的460元提高到2008年的22600元。对各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表明，起飞阶段的生产性投资率要占到国民纯产值的10%或以上水平。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投资率摆脱了过去大起大落现象，迅速上升到了10%以上，并连续6年维持在25%左右。

　　工业升级阶段投资率必然较高

　　投资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而且是调控的重要手段。2003年至2004年，为了应对SASS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我国启动了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两年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了30%以上。
　　当前中国经济已基本完成了初步工业化，正进入了重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工业升级阶段。工业升级需要对投资提出了比以往初步工业化时期大得多的投资需求，这一阶段对投资的需求，和初步工业化时期是不一个数量级的。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技术扩散的空间延伸，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投资型性质。
　　投资型经济和起飞阶段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未来10至20年还将是一个投资引领增长体。中国未来十多年中，在许多的领域，都存在着巨大的刚性投资需求：区域开发、江山整治和公共设施升级完善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城镇化进展带来的不动产投资和市政建设需求，工业信息化发展带来的更新改造投资等。（作者系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