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新社报道，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每个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实行或者实现商品的大流通。这样，才能发挥各自国家的经济特点，满足消费者的商品需求。他特别强调，“中国不会实行Buy China”。

    毫无疑问，与美国国内近期热议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条款相比，这种表态非常理智。
    简单地看，中国在面临外需不足的时刻，以政府最为驾轻就熟的行政力量优先要求投资项目购买中国货，从直线思维看，不仅符合“以近水解近渴”的原则，而且因极易和民族产业、国家利益、群众就业等关键词相联系，颇有些天然正确的味道。一点也不奇怪，近期国内的保护主义观点已有明显重新抬头迹象。不仅在理论界“先有保护、后有优势”的国家主义说法流行，舆论界也有以韩国人十年前所谓“身土不二”为典范的观点，而在软件行业，历来有很强大的“政府采购仅限国货”的呼声。这种狂热情绪亟待平复。
    事实上，即使是美国81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到的Buy America条款，也已在参议院表决时受到强烈质疑。不少有识之士即指出，此类条款是在“向自由贸易宣战”，将对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灾难性影响。为何看似与爱国主义直接挂钩的保护主义却没能获得广泛支持呢？
    表面上，由于外需不足，一国的对外经济部门才面临普遍的产能过剩问题。如果在政府采购计划中优先使用国货，将直接提振需求，帮助“民族产业”渡过难关。但在经验上，如果一国直接重拾保护主义，必然立即引发其他国家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趣。借用美参院辩论经济刺激计划修正案时共和党参议院约翰·麦凯恩的话说，“上世纪30年代，美国国会曾采取将危机归咎于国际贸易，并以提高进口关税的办法来应对，结果引发了国际贸易大战，导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纷纷提高关税、限制贸易，使一场简单的经济衰退演变成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萧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就连奥巴马本人都要撇清与该条款的关系，并反复强调，“美国不能发出保护主义信号”。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无疑是系列自由化乃至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最近十年内，中国完成了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确立；在最近二十年内，中国完成了外向型的增长方式确立；在最近三十年内，中国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全球经济紧缩时期，中国不宜贸然采用“过河拆桥”策略。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自身也面临结构调整压力时，民族产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贸易环境，以时间换空间。因过度讨好民间不理智情绪而触发全球贸易战的话，根本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
    有意思的是，一年前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先生在其新书《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中对保护主义的反弹早有预见。他提示说，如果没有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贫富差距或许不像现在这么大，但因要素的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发现，因此绝对贫困的人口将会远远超过目前水平。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帮助了“把饼做大”，我们每个人都因此有更大概率分到更多。而如果任由保护主义纵横，尽管地球村的居民们可能貌似人人平等，并且维持表面和睦地相处，但势必都将处于忍饥挨饿的低水平均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