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两则新闻不妨比较阅读：一是9月12日《广州日报》消息说，上海整治群租行为，引发外来低收入者住宿困难；二是同日中国新闻网消息：今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发布了《中国城市品牌报告》。排名前十位的大城市也存在宜居“软肋”，其中深圳、上海、苏州、北京、杭州五个城市置业成本最高。
　　越来越大的城市何以越来越不宜居？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越来越高的房价。譬如今年深圳房价半年时间暴涨了50%。房价持续上涨无疑增加了企业的商务成本和个人的居住成本。以经济学而言，高房价对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挤压已经无法被繁华的居住细节所遮蔽。二是公共服务政策对弱势群体的边缘化效应。广州深圳的城中村、北京的地下室、上海的群租房，其实都是城市居住体系中留给外来人口的一块地。政策一旦“堵”住了这头的“秩序”、必然损害着城市生态中另外的“秩序”：赶走了低收入群体，生产链上的中间、上游阶层也迟早无法“宜居”下去。在这个层面，我们要警惕户籍藩篱之后的新“政策异动”：譬如以秩序为名对各个底层群体的整饬与驱逐。“宜居”的城市首先应当是“易居”的，从北宋开始，中国都城打破城内坊墙、开设店铺发展贸易的时候，开放与融合便成了中国城市生命力之始源。当下的城市政策应当着眼于抑制房价的上涨，利用财税杠杆来提供廉租房，以“白领公寓”、“打工者公寓”应对城市居住的结构性困局。越来越大的城市理应越来越“宜居”，毕竟，没有一个城市是精英或富人们搭建的私家花园。宜居，不仅是一个面子问题，也是一个良心、或者政治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