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缺的是银行家阶层
记吴晓波新著《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2009-10-19    作者:本报记者 李晓辉文/摄    来源:经济参考报

    贡献一己之力的企业家阶层

    60年国庆阅兵式,震撼着每一名中国人的心灵。祖国的辉煌离不开历史长河中,为民族的振兴与富强,贡献一己之力的企业家阶层。
    还有人记得范旭东吗?正是他研制出了精盐,让中国人摆脱了“食土民族”的耻辱;还有人记得虞洽卿吗?正是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军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还有人记得穆藕初吗?那个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还有人记得郑观应吗?一个被长期蔑视的买办阶层的代表?还有人记得卢作孚吗?那个瘦小寡言却有着猛虎般个性的“中国船王”。等等。
    《跌荡一百年》就是记述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被忽略甚至遗忘,但又在每一次国运转折点上,都可以看到的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他们是中国进步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跌荡一百年》下卷的出版,让吴晓波的“企业史三部曲”之第二部终以完结面目呈现到大众面前。吴晓波以他标志性的浪漫主义情怀,在对历史的深邃洞见中,娓娓道出自洋务运动开始的商业历程与艰辛岁月,将它献给60周年的共和国以及那段别样的岁月。

    追溯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明天

    今日中国,整个商业资产规模一天比一天庞大,2004年GDP超过了英国,2007年超过了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吴晓波认为,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国家处在一个空前强大的时期。同时也看到这个国家的很多矛盾、很多的问题,也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在总体爆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思想界的沉默和企业家阶层被边缘化的状况也越来越显著。
    吴晓波说“写作《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主要是心里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来解答。”他认为中国从洋务运动以后到现在100多年,发展好象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因为很大,聪明人很多,所以只要给这个国家十年左右的和平时期,不要折腾,它就会以很快的速度来发展。但是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国民现象的很多问题,以及国家体制上的根深蒂固的弊端,就会出来干扰到这个国家正常的发展,就会在某些节点上出现一些事情,慢慢像历史轮回一样,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
    比如写洋务运动,可以看成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崛起。写甲午海战以后的中国民间企业的繁荣,可以想到1916年-1927年时期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投射到今天,可以看到1980-2003年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时间节点的表现非常像。
    而说起此套书的最终目的,吴晓波又将答案指向了未来:“未来三十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他一再强调,对历史的追溯是为了我们更自信地走向未来,对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的追寻,是因为我们始终希望找到那个真正的“国强民富”梦。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

    从1949年5月解放军进城到1950年初,陈毅与陈云同上海的投机商人围绕货币和商品,面对面地打了三次场面激烈的攻防战。也就是在此战中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对上海来说,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意味着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将是整整41年后的事情。《跌荡一百年》如此描述。
    谈及中国的金融改革,吴晓波认为,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中国到今天缺少一个银行家阶层。因为在所有的企业家职业身份里面,只有银行家能够宏观整体地考虑国家产业、经济问题。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英、法、日、美在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有三类人在起作用,第一类人是思想家,有革命性,建立价值观。而思想家往往很莽撞,喝了酒就闹事。他们的左手一定被银行家拉住,不让你把房子全部烧掉。右手被律师抓住,你不能乱来。银行家也就是企业家阶层,律师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只有三类人共同建立起来的国家,才是最具有理性化的。咱们国家1949年就出现这种毛病,关起门来搞宪法的时候,银行家和律师都不在了。

    一支不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苏联“老大哥”总是相伴左右,然而留给后人更深的记忆是“老大哥”的背信弃义。单方面召回专家,撕毁合同,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的这一举动,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打乱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加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跌荡一百年》对这段尘封往事中蕴含的秘密重新解析。书中记载了我国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苏联专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一些参与编制的人均回忆说,“一五”计划所有的表格都是苏联专家帮助做出来的。
    吴晓波在书中揭示了对中国企业史上影响深远,长期被神秘气氛笼罩的“156工程”,即苏方同意帮助援助中国156个大型工业项目。
    吴晓波认为,“156工程”所实施的项目从工业布局、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书中用很多数据列举了苏联在对华援助时期,展现了毫无保留的无私精神。比如它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几乎把他们所有的最好技术都给了中国,有些技术甚至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好的。
    对于苏联的无私援助,书中还有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描述:“有一台设备是生产汽车车架用的压床,有3000吨重,这套设备在苏联都没有任何一个制造厂可以制造,因为实在太大了,需用专门的大厂房。为此,苏联在斯大林汽车厂盖了一个超大型的车间,用它为中国铸造了一台。”
    “一五”期间,所有建设项目都离不开苏联的扶持。五年中,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支不应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
    吴晓波如此评价:“这些苏援项目在很长时期一直是中国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所建成的很多重工业、军工以及重大水利工程,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在发挥作用,它们真正堪称新中国经济的‘奠基石’。这是现代历史上,国家对国家最全面、最慷慨的技术转让。”

作者简介

    吴晓波,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其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2007年出版的新书《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大败局2》,2008年出版《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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