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危”为“机”，最大的机遇在哪里？一些专家学者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下，当前应加快改革，为经济持续复苏奠定更好基础。简而言之，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就淘汰，该打破垄断就应尽可能打破……

　　三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深化改革

　　在金融危机影响仍在蔓延的情况下，中央自今年以来依然在燃油税、增值税转型、国有金融企业股份制、医药卫生体制等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稳步推进改革。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表明中央并没有因这场金融危机而改变我国正处在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专家同时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突破困局。
　　——“保增长”中“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负4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3.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7.6%。当前，实体经济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集中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严重滞后，以高投资和高出口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清华大学教授魏杰说，“出口、投资、消费”的次序应重排为“消费、投资、出口”。看似简单的次序重排，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如果通过改革的办法调整成功，眼下流动性、通胀、资产价格以及国内生产相对过剩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扩内需”中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魏杰认为，启动内需主要靠投资与消费，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投资虽然要比消费见效快，但最终经济增长还要靠消费推动。启动消费主要包括收入型消费、信贷型消费和预期型消费，启动消费需要完善制度建设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说，消费的扩张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和深层次利益关系调整，包括财产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启动内需的关键是深化改革。
　　——投资中的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院副院长陈东琪分析说，今年以来，投资加速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推动的公共品投资，民间资本投资的增长依然缓慢。能否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取决于政策支持力度和国内市场对民间资本的开放程度。
　　专家们认为，从改革的总体态势看，新阶段的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失衡。需要解决政策与体制、体制与体制之间、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之间的配套问题。

　　经验表明：改革是战胜危机的金钥匙

　　记者接触到的专家们认为，尽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严峻性无法相比，经济增速下滑原因也不尽相同，但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说明：越是困难时期，越要依靠改革来化解危机。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我国有能力、也有信心实现“保八”这个目标，这主要取决于“内因”而不是“外因”。我国在10年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至少有三个根本性挑战，但通过改革都得到了根本性变化，成为当前我们应对外部冲击的新“资产”。
　　一是国有企业从大面积亏损到全面振兴。当时国有企业大部分是资不抵债，大量职工下岗分流，仅1998年国有单位(主要是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减少了近2000万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减少数，共计减少2900万人，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也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2007年和2008年国有、集体在职职工减少数分别只有52万人和33万人。目前的就业压力主要集中在毕业大学生和进城农民工，并不构成集体上访的社会不稳定局面。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达到6. 4%，大大高于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二是国有银行从技术层次上破产到全面崛起。1997年美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发放了过多不良贷款处于“技术上破产状态”，必然要爆发金融危机。当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相当高，与国有企业一样处在历史最艰难时期。与10年前相比，目前我国国有银行早已走出最低谷，利润率大幅度上升。2008年银行资产利润率达17%，其中2008年税前利润率增长为30.6%；不良资产比例由45%下降为2008年的2.45%；2008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币总资产达到62.4亿元，还有相当于1.7万亿美元的存款。这表明，中国银行业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能有效减弱和应对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
　　三是国家财政从十分困难到绝对规模逐年增大。从1994年开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直到1995年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才开始逐步上升。1997-1999年期间，国家财政收入占比只有11%-13%。经过10年发展，国家财政收入2008年达到6.1万亿元，是1998年(9876亿元)的6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大幅度提高，达到20%，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以及分配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明显提高，扩大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强化了政府公共投资的能力。正是基于这种能力，政府才能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拟新增1.18万亿元，实行结构性减税。国家财政赤字与累计国债余额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在安全范围内。
　　此外，从经济规模来看，按不变价格计算，2008年的GDP是1998年的2.5倍。从外汇储备来看，2008年底近2万亿美元是1998年的13倍。
　　胡鞍钢说，通过以上分析比较，今年实现“保八”的国内条件明显优于1998年的情况，虽然我国不会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但会“独树一帜”，有条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

　　利益博弈成为决策的重要因素

　　专家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验有三条：一是改革始终是围绕着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展开；二是始终坚持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三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从这些基本经验出发，专家们认为，主动布局下一步改革，为“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提供体制保障，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已成为当前急迫的全局性问题。
　　——重大改革措施的推出应取得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胡鞍钢、余斌等专家认为，改革方案的推出应充分、广泛征求意见，以决策的民主化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魏杰分析说，由于社会利益结构调整进入新时期，经济决策的方式和过程与原来相比有很大变化，决策的科学程度与利益的博弈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出现科学的决策会因为其与利益有冲突而被延缓，甚至扭曲。比如说这次很多地方政府在没有搞清楚中央政策的情况下纷纷开始救房市，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来自于强势利益集团。现在，决策的科学性实际上已不可能成为决策的唯一标准，利益博弈成为决策的重要因素，甚至有时成为决定性因素，因而决策过程显得极为复杂，甚至会出现科学决策与公众相抵触的奇怪现象。专家们建议，推进重大改革时，应着力改善宏观决策机制，增强前瞻性和预见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科学发展观，坚定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未来改革要以人民富起来为中心。魏杰说，我国消费需求迟迟启动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现有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一是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家占比太高，居民收入占比太低，出现国富而民相对并不富有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二是国家在支配自己所拥有的国民收入时，重在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用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相对不足；国家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对居民之间的收入状况调整力度不大，导致收入差距过大。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博士认为，中国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率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应进一步实施减税计划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仍然要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来化解矛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达到既定目标，放松政府管制，消除行业垄断的改革还须进一步深化。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和创造出巨大需求，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