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周刊》网站7月12日发表记者艾萨克·斯通·费舍的一篇文章，认为“外来者”很难从中国下一波巨大的增长中获益，摘要如下：
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城市体现出中国经济的未来，那就是西部大都市重庆。这个有着3200万人口的热闹而庞大的城市，也是一个你会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外国游客、甚至是非中国企业的地方。
在最近一次为促进在这个发展最快地区的业务而举办的行业展示会上，在提供从重型机械到车辆再到金融服务的各类业务的企业中，有大约80%的企业是中国的——其中有力帆、比亚迪等崭露头角的名字，以及其他许多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全球品牌的名字。买家大多也是中国人——许多人是政府官员或是日益主宰着中国经济的国有企业的高管。
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国新的经济增长轨迹相吻合。这一轨迹是由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需求——而不是外来的因素——决定的。新增长的中心是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而不是东部沿海。西部有更高的增长率、更优惠的政策，并且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消费狂潮：中国西部居民的人均汽车和空调拥有量不到东部居民的一半。中国西部还恰好拥有全国天然气储量的68%、煤炭储量的53%和铁矿石储量的30%。但是尽管外国企业对于这一切所能带来的潜在收益垂涎欲滴，能够对此加以利用的很可能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外来者。
这种转移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的庆典。当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开放求发展的时候，其经济规模只有今天的8%。北京深知自己既需要外国人的收入，也需要他们的专业技术。德国安顾保险集团北京总代表汉斯—约尔格·普勒布斯特说：“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推动是为了使中国融入全球关系中。”普勒布斯特当时人在中国。在优惠政策和无力的国内竞争的鼓舞下，外国公司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
现在东部沿海地区有了可观的人均收入，发展政策已经西移。就在上周，政府宣布了总投资1010亿美元的西部基础设施新项目，这个数字高于2009年的数字。但是与上世纪末期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拥有财政资源、经验和自信，可以主要依靠自己建设西部。此外，西部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这主要属于中国国营能源和电力企业的权限)，意味着政府更有可能希望对那里的商业事务施加更大的控制权。
注意本周中国农业银行的大规模首次公开招股。农行是服务于中国西部的大型商业银行。与其他国有银行的公开招股不同，这次公开招股是在没有外国合作伙伴的情况下进行的，部分原因是对海外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在金融危机之后，海外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靠不住的。金融危机还加剧了资本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因此即便美国的银行没有在政治上失宠，中国人自己也情愿手头有更多现金——不管是公共还是私营部门——来为自己的发展提供资金。
在这一地区开业的一家知名美国咨询公司指出：“在今后10年里，中国私人投资的性质将发生巨大变化，很多资金将来自中国人而非外国人。”
中国当前对于面向内需调整经济(部分是受美国施压中国解决其贸易不平衡的推动)的强调也意味着外国公司不再能得到优厚的见面礼。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贝哲民(本·辛芬德费尔)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东部的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企业可在其中设厂的产业园区以及外包业务来吸引外国投资，“而现在，由于重点放在国内消费上，你需要提供低成本住房这样的东西，而这并不是外国公司可以做得了的”，因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住房市场都是高本土化的行业。
在电信和钢铁等明令禁止外国企业进入的行业以外，本土公司在快速发展的西部也有优势。还没有多少跨国公司在西部开展业务(罗兰贝格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在中国注册的外国企业只有6%在西部有代表处)。
即便一切都平等的话，基本的地理因素也总是有利于中国人。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运输成本要比在沿海地区高很多，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即所谓的“亚洲虎”等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地域接近性和文化相似性有利于中方主导的地区合伙企业，而不是西方跨国公司经营的企业。研究中国股市的专家弗雷泽·豪伊说：“上海没有在离海岸2000英里的内陆是有充分原因的。”而有许多充分的理由显示，下一个“上海”将在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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