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车站、机场、码头等人流聚集的公共场所，一直普遍存在着公用电话乱收费的“宰客”现象。我国各级部门对公用电话“宰客”现象虽然喊打声不断，但治理公用电话乱收费问题似乎陷入了一种“越治越乱”的怪圈。集中整治期间情况有所收敛，风声一过立即死灰复燃，“宰客”程度更加变本加厉。尤其是每年的“春运”期间，车站、机场、码头等地的公用电话乱收费问题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被“宰”的基本都是外地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环境的特殊性，北京、上海、郑州、深圳、重庆、南昌、南宁等火车站过去都因公用电话的乱收费而被新闻媒体多次“曝光”，而且“宰客”对象基本上都是外地人。
    去年“五一”期间，南京站等窗口地区有人值守的公用电话乱收费问题，成了当地“黄金周”的投诉热点。在南京站和中央门长途客运站附近的13家公用电话摊点，收费标准多种多样，最贵的竟然一分钟要2块钱，而很少有明码标价的。
    前不久，有位旅客在沈阳站的公用电话摊前打了两个电话。每个电话平均不超过两分钟，居然被收了两元钱。这位外地旅客实在气愤不过，就用手表算了一次，他掐到55秒，可还是被收了一元钱。其实，就算时间对了，那么公用电话的费用也应该是1分钟0.5元才对。
    在北京西站，拨打公用电话的主要是外地进京旅客。这类消费者的特点是过路客多回头客少，90%以上的旅客不知道收费标准，听从公用电话摊主的随意报价，即使感觉收费不合理，也因急于办事赶路而无暇顾及。还有部分旅客不愿招惹是非而忍气吞声，加上投诉渠道不畅，因此北京西站的公用电话多收费问题投诉率极低，这种情况反而推动了公用电话代办户互相攀比多收费，而且是越收越高。
    就不少火车站公用电话乱收费情况，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人，很多旅客对此种现象非常不满，但面对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却很少有人自觉进行维护。他们告诉记者，来车站乘车的人大多有要事在身，行色匆匆，有时为了不耽误办事，只能忍气吞声。一位曾经被多收了钱的外地旅客说：“我当时很生气，但为了几角钱的事，我可能要向多方反映，一来二去的，时间肯定会耽搁不少，说不定上车时间到了问题还解决不了，更郁闷！出门在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屡禁不止的三大原因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导致公用电话“宰客”现象屡禁不止，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公用电话经营成本虚高。以北京西站为例，北京西站南北广场和地下出站系统现有公用电话72处，电话370部。其中IC卡公用电话和有人值守的公用电话各占一半。
    北京西站的公用电话经营正常成本包括场地租金和电信资费，独立的公用电话经营场所租金每年在6千至1万元，电信资费为代办户服务的65%。北京西站公用电话经营成本虚高是因代办户转包经营或雇人直接经营造成的。公用电话实际经营者的成本除正常成本外，转包经营成本一般每年为2万至4万元，雇人经营的成本每年为1万元。
    公用电话是公益性的服务工作，其经营收益是微利的，主要体现在公用电话服务是面向普通大众，服务收费价格由物价部门限定。这就与车站公用电话经营成本虚高形成一个矛盾。为了赚钱，公用电话经营者就乱收费。
    在北京西站外的一个公用电话摊点，记者拨打了一个2分23秒的市话后，记者被要求交1.5元话费。“怎么会这么贵？”看守电话的那位妇女“理直气壮”的说法让记者哭笑不得，“这是车站，黄金地段，寸土寸金的地方！我们交的租金可高了！成本高了，多收钱是很正常的啊！要不我们喝西北风去？”
    二是全国许多城市人流聚集的公共场所，有人值守的公用电话多收费问题是代办户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便是紧邻的两家店，挂同一家公司的公用电话牌子，但收费标准也各不相同。
    在苏州站出口处一岗亭的公用电话，市内电话收费为每分钟0.5元，长途电话收费为每分钟0.8元；再往西走，门面向北环路的一家小店，市内电话和长途电话收费均为每分钟0.5元；在火车售票大厅附近，又是不同的收费标准。市话中，最低的为每分钟0.3元，最高的为每分钟0.5元；长途电话中，最低的为每分钟0.5元，最高的竟为每分钟1.5元。
    中国电信苏州分公司的一位女士称，凡中国电信旗下的智能电话收费都有统一标准，市内(包括区间)电话每分钟收费0.2元，长途电话每分钟收费0.3元。
    据报道，去年11月28日在沈阳站广场，一名姓赵的外地小伙子在电话亭因询问了一声，“打电话一分钟多少钱？”对方说“1块8！”他回答了一句“天价啊！净忽悠人。”没想到电话亭先出来一个男的和他争吵，并撕扯到一起，紧接着电话亭后出来一个女的，拎个棍子朝他头上劈头盖脸砸下来……他被打得头破血流昏迷在地，这个“黑电话亭”的人还连踢带打地说：“打电话就这价，你还有意见啊？”
    据海口市海港路一公用电话摊的李女士介绍，现在海口市一些经营电话机的商店可以买到可以调时间的公用电话计费器。
    这些“黑公话”因为计费器调快了时间，即使国内长途每分钟收0.2元，甚至是0.15元，业主仍大有赚头。
    在北京地区，由于IC卡公用电话服务设施均为网通公司的设备，但在市场上销售的IC卡面值却较大，全是20元以上，且部分不能全国通用，不利于过往旅客购买，也增加了对有人值守公用电话的需求。
    三是服务质量监管不利，多头管理效果差。比如说在北京地区，由于工商部门从维权角度可以处理多收费问题，但却是处理力度小、震慑力不足；北京市发改委物价监督部门能够对多收费问题进行监督查处，罚款力度大，但却是监管力量不足，接到群众投诉少，且取证难；电信运营商为维护企业形象可作电话的短期停话处理，但却因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面前难以平衡。
    就市场上公用电话无序这一问题，北京某通信公司一名姓陈的工作人员说，公用电话涉及到的部门较多，办营业执照要由工商来核实，计费器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来强制检查，开通公用电话得去相应的行业部门申请，似乎这几个部门都可以管，又可以不管。这样的规范管理存在着不少的法律盲点。

应大力发展其替代品

    对治理公用电话的“宰客”现象，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有的呼吁外地游客加强维权意识，通过消协等途径为自己讨回公道；有的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监管，一经查实首先对“宰客”严惩不贷；还有的规劝商家加强行业自律，做文明典范。但这些建议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位电信资深人士认为，事实上，我们大可不必囿于公用电话“越治越乱”的怪圈。与其花大力气治理而收效甚微，不如大力发展其替代品。有人值守公用电话，是电话时代初期的产物，如今IC卡电话、投币电话更加方便快捷，同时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困扰，计费科学准确。今后，有关部门可以在严查不良商家的基础上，发展高水平智能化的IC卡公用电话、投币电话，尤其是电信运营商要多发行小面值IC卡，与有人值守的公用电话相竞争。当价高质次的公用电话不再是旅客的惟一选择时，“宰客”行为自然就失去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