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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交通运输部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
在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联合开展的为期3个月的打击“黑车”等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专项治理活动中，全国共投入执法人员25.5万人次，出动执法车辆53.7万辆次，查扣各类非法经营的“黑车”24.8万辆。
打击“黑车”的丰硕成果，在上海城市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疑似“钓鱼”执法事件曝光后，难免有些失色。
全国一盘棋
打击“黑车”，全国一盘棋。
2009年2月，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打击“黑车”专项治理活动。
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违章处理处处长岳秀军表示，2008年各地陆续出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诱因之一是“黑车”数量太多，出租行业市场秩序混乱。政府因此加大了“黑车”治理力度。
2005年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有数据显示：北京共有出租车6.7万辆，黑车约7.2万辆。而目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表示，北京的“黑车”已超过9万辆。
而北京市合法出租车的数量维持在6.8万辆左右，较2005年并无太大变化。
岳秀军表示，在今年的整治行动中，截至9月，北京共查处非法经营的“黑车”12609辆，比上一年多6483辆。
经过3个月的集中治理，云南查获黑车8266辆，吉林查扣3300辆，四川查获4108辆，甘肃查处9700余辆。
打击“黑车”是场“持久战”。早在2006年5月，原建设部等6部委办就曾下发文件，要求全面清除非法营运车辆。
陕西省西安市汽车学会出租汽车分会会长马清和表示，每次整治，确实有很多“黑车”被交通执法部门查扣，但是缴纳罚款后，就可以把车领回，重操旧业。
被罚的次数多了，“黑车”司机干脆把车扔在交通执法部门，“反正‘黑车’大部分都是报废车，总交罚金还不如干脆买辆车划算。”马清和说。
在北京，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黑车”将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罚款最高额可达50万元。
今年，北京市交通执法大队集中销毁了447辆被扣后长期不接受处理，经公示后报废的“黑车”。
岳秀军说，此举对“黑车”的震慑很大。但他们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因为更多的“黑车”躲进了胡同，躲到偏远的城乡结合部。
“钓鱼”目的就是“弄钱”
打击“黑车”的过程中，乱象丛生。孙中界断指，并非孤例。
2003年夏，哈尔滨交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大院里，一名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因无法交纳巨额罚款，和执法人员发生了激烈争吵，并把一桶汽油浇在身上。后来当地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此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系自杀死亡。
2006年10月16日，江苏无锡一陆姓男子讨要被扣的私家车及失踪的数千元现金被拒，在滨湖区交通运政稽查大队剖腹自杀。据称，不交1.3万元罚款，稽查队绝不给车，而陆某则认为，没人帮我，只能以死来证明我的车不是黑车。
“查处‘黑车’难在取证，很多乘客并不配合。”岳秀军解释说。
“钓鱼”式执法应运而生。马清和表示，在西安也存在类似的执法方式。西安市一位姓牛的出租车司机送客人到临近的渭南市，空车返回途中被路人招停，说是去西安。司机见正好顺路就同意了。车子还没开动，几名自称是出租汽车管理处的男子就将车拦住，说其是异地营运，并处1000元罚金。
“那位乘客就是个托儿。”马清和说，也就是上海所说的“钩子”。
《陕西省出租车客运管理条例》确有规定，出租汽车不得在车辆营运证划定的范围以外驻地经营。但马清和认为，这位牛姓出租车司机并没有长期在渭南驻地经营，上述行政处罚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他说，虽然罚款中有多少上缴财政、多少返还给交通执法部门、“托儿”能分得多少提成并不清楚，但像上述案例的这类行政处罚，目的就是“弄钱”。
“黑车”治本必须放开行业准入
“2002年，原建设部等五部委曾下发通知要求：出租车有效里程利用率低于70%的城市和地区，原则上不应该再以审批、拍卖等形式向市场投放或变相投放新的运力。”马清和表示，出租车行业的垄断经营情况越来越严重。
在余晖看来，“黑车”泛滥难治，症结还在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本身。因此，不少学者多次呼吁放开出租车行业准入制度。
垄断经营下，出租车经营权自然炙手可热。虽然上述2002年通知中明确规定，出租车经营权的转让要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之下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但“出租车经营权”的私自交易并未消失。
马清和说，在西安，出租车公司购进的比亚迪汽车零售价在8.48万元左右，但如果加上出租车的经营权，这辆车就值40万。
他认为，一是供不应求，二是门槛过高，“黑车”屡禁不止盖因于此。
余晖认为，“黑车”数量远超合法营运的出租车数量，说明出租车市场严重供不应求。“‘黑车’就是被逼出来的。”
2009年2月，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称：“要建立打击非法营运的长效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出租汽车运行组织和运力投放制度，合理安排城市公交运力和调整运输线路，通过这种方式方便居民出行，从源头上遏制‘黑车’的生存空间，铲除‘黑车’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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