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

免费之所以让人很难琢磨透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不是有形的一样东西，而是一件事物的实质。它象征着价格的缺口，代表着计费器上的零。我们看事物、想问题往往都喜欢具体化，然而免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你掰开手指就能点出来的东西。历经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我们才找到了一个数字来描述免费。

和很多事物一样，这个概念的量化也始于巴比伦人。在公园前300年，在目前伊拉克的肥沃新月地区，当地一个兴旺发达的农业社会遇到了计数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非你和我可能已经想到的那个麻烦，巴比伦人计数用的是六十进位制，而非我们现在通用的十进位制。尽管六十进位制很麻烦，但是只要你不指望用自己的手指和脚趾来点数，那么大家还是容易把数字点清的（毕竟，六十进位制也是我们现在时间计数的基础）。

和当时其他文化不同，巴比伦人并没有给每个数字都准备了一个固定的写法。相反，他们仅仅使用两个记号来表示这么多数字：一杠表示“1”，而双杠表示 “10”。因此，一杠因为摆放的位置不同，既可以表示“1”，也可以表示“60”、“3 600”或是60更大的倍数。正如查尔斯·席夫（Charles Seife）在《零的故事：动摇哲学、科学、数学、宗教的概念》（Zero: The Biography of a Dangerous Idea）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是“铜器时代的电脑编码”。

这在使用算盘的文化中倒是很容易解决。用那个聪明的装置来加数字就是用手把算盘珠向上或向下拨动，不同格里的算盘珠表示的是不同的数字大小。如果算盘上的每一格里都有60颗算盘珠的话，那么六十进位制并不会比十进位制难到哪里去。

但是，如果你想用算盘来计数的话，如果算盘格里没有算盘珠的话那该怎么办？要表示“60”这个数字的话，可以在算盘60这一栏上拨上一颗算盘珠，而在表示个位数的算盘格上不用拨任何一颗算盘珠。但是“没有一杠”又该怎么写出来呢？巴比伦人需要一个占位符来表示“没有”这个概念。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创造出零的概念。因此，他们就需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符号来表示“没有”的概念。他们用两道斜杠来表示这个概念。

不论是哪一种进位制，因为在写数字时，你显然都需要一个占位符来表示“没有”的概念，或许你会认为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零”就一直都存在了，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先进的文明都试图摆脱使用零。在罗马数字中，罗马人就没有用到零（在罗马数字中并没有固定的表示数位的方法，每个数字都靠和它邻近的字符来表达这个含义）。

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则公开表示不愿使用“零”。因为希腊数字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之上，所以数字需要表达长度、角度、大小之中的某个概念，而“零”面积代表不了任何含义。古希腊数学的集大成者是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因为发现了音阶和黄金分割率而名垂千古（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并非是以毕达哥拉斯命名的“毕达哥拉斯定律”而最为出名，“毕达哥拉斯定律”说明了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平方和等于斜边平方的关系，历史上早在毕达哥拉斯提出这一定律之前就已经有人知道了。）尽管希腊人知道进行算术运算有时候会产生负数、无理数甚至还有零，但是他们都摒弃了这些数字，因为这些数字都没有办法用具体的图形来表示（让希腊人感到尴尬的是，黄金分割[1]的准确数值就是一个无理数，毕达哥拉斯学派很久以来都没有把这一点告诉世人）。

这种短视眼光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数字是用来代表实际事物的，因此并不需要一个数字来表达“没有”的概念。“没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当表达同样抽象的数学概念时，我们才会用到它。英国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1911年就写道：“在日常生活的运算中，我们并不需要使用零，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去集市买零条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零’是基数中最深奥的一个数字，使用它的时候也是那些不得不用抽象思维的时候。”

不过，这在印度的数学家那里就算不上什么难题了。和希腊人不同，印度人并不认为所有的数字都应该代表图形。相反，印度人把数字看成是抽象的概念。东方的神秘主义能让有形之物和无形之物以阴、阳的形式共存。在印度，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神（Shiva）既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万物的毁灭者，关于湿婆神的一个理解就是他代表着无形。因为印度人能够把数字和客观现实脱离，因此他们创造了代数。反过来，代数也让印度人能够用数学来表示逻辑概念，印度人创造了负数，到了公元九世纪他们创造了零。实际上，“零”这个数字就起源于印度梵语的“空”（sunya），后来阿拉伯人也使用了sifr（零），西方的拉丁语系把它再变为zephirus，也就是英文中零（zero）的词根。

到了公元900年时，无论是在符号上还是在代数体系里，都存在了表示“没有”的概念。那么在经济学体系里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没有”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早就存在了。“经济学”（economics）这个词来自古希腊的oikos（房子）和nomos（习俗、法律）两个词的组合，因此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房子的法则”。而在家里，免费自然是通行的法则。尽管后来在大多数文化里都出现了用金钱来衡量的经济学，而在家人、部落这些联系非常紧密的社会群体之间，日常的物品交易几乎都是不需要钱的。在家人、邻居甚至是工作场合，商品和服务交换主要依靠的还是慷慨、信任、善意、信誉、平等交换这些社会货币。总而言之，在朋友之间并不需要现金。

但是，在亲情纽带并非最重要关系的陌生人之间，金钱给交易提供了一种大家都能对价值达成共识的尺度，物物交换也让位于金钱支付。即便如此，在赞助、公共服务等方面，免费还是有生存空间的。

随着民族国家在17世纪开始兴起，累进税制度也出现了，富人缴纳的税更多，穷人缴纳的税要少，甚至是免费得到服务。这种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机制创造出一种特殊形式的 “免费”：或许你并不用为政府的服务掏腰包，而是由整个社会来买单，你也无法确认自己交的哪一部分税金花到了让你自己受益的用途上。

慈善是另一种形式的免费，一个社区里的人都慷慨解囊，例如帮助邻居建造谷仓、印第安人庆祝邻居家的重要庆典赠送礼物的习俗等。一周五天工作日、规定最小工作年纪和强制退休年纪的劳动法、从田地劳作、向工厂工作、再向白领工作的转换都给员工创造了休息时间。这种趋势也使得志愿者热潮（免费劳动）得以涌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尽管金钱经济已经成为社会范式，但是人们内心深处依旧坚信有些东西是不应该收钱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贷款的利息了，历史上人们一直认为贷款的利息是带有剥削意味的，尤其是给穷人放贷又向他征收利息。如今，“高利贷”（usury）这个词表示过高的利息，但是这个词的本意表示的是任何形式的利息（人们现在把无息贷款视为一种礼物）。

早期的天主教教会对于收取贷款利息持坚决反对态度。1179年，拉特朗第三届大公会议决定，如果有人胆敢对贷款收取利息的话，那么他既不能领圣餐，也不能享受基督教徒的葬礼。克莱蒙五世教皇1311年更是把高利贷宣判为异端，并废除了所有允许高利贷经营的世俗法律。教皇息斯突斯五世把收取贷款利息的做法批驳为“人神共愤、受教义谴责、和基督教慈善之心相悖的毒瘤”。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都把利息视为恶魔。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就曾经写道：

大多数在近东的早期宗教和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世俗社会规范都不禁止高利贷。这些社会都把无生命之物视作有生命力的，就像植物、动物和人一样，能够进行繁殖。因此，如果你借“饭钱”或类似的购买券给别人的话，收取利息是合法的。以橄榄、大枣、种子和动物的方式借给别人的“饭钱”早在公元前5 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如果涉及到在贷款的过程中赚取了真金白银，那很多社会在这方面的容忍度都非常低，《古兰经》在这方面的要求非常苛刻：

那些收取高利贷的人和受恶魔控制的人并不区别，这是因为他们声称高利贷和商业是一样的。然而，真主允许贸易，却绝不允许高利贷。如果能够记住真主这一训诫并阻止高利贷的人会留住以往的财富，也会得到真主的公断。而那些坚持要放高利贷的人，他们会下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经济实用主义最终占据了上风，教会在这一点上也做出了让步（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安抚那些获取了政治权力的工商阶层）。在16世纪，由于更加有效的银行体系和商业手段，而且流通现金增多了，短期利率则大幅度下降（从年利率20%-30%下降到9%-10%）。降低后的利率也减轻了教会对有息借贷行为的担心，尽管这种做法在伊斯兰的法律下还是不允许的。

在17世纪之后，市场和工商阶级的作用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认可。货币供应量有了管理，各种货币也得到了保护，和我们现在相近的经济活动也得到快速发展。因为比较优势原理和专业化的出现，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之间也开始有了交易（人们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到最好，并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和能把其他商品做得更好的人进行交换）。货币作为价值衡量尺度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因为这种尺度的公信力并非来自交易的双方，而是来自大家都信任的一个权威机构（通常都是国家）。“任何东西都有价格”的观念自形成以来也不过几个世纪而已。

因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贡献，贸易就不再只是一个买卖东西的平台了，也成了思考所有人类活动的一种方式。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诞生后，成为人们研究人们选择方式的途径。正如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样，竞争也成了新诞生的贸易学的核心。金钱成了我们计量得失的工具。对某些东西收费也成了确保它们会继续得以生产的最有效方式，在经济学上盈利的动机就像每个人心中“自私的基因”一样强烈。

尽管市场似乎无往而不胜，但还是有很多人反对把金钱作为所有交换的基础。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主张集体所有制和按需分配，而非按照赚钱的能力来进行分配。19世纪，以俄国彼得·克鲁鲍特金（Peter Kropotkin）王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曾设想过共产主义模式的乌托邦，所有的社会成员会自动完成应尽的劳动，因为他们会意识到公有制企业和互助制度的好处。彼得·克鲁鲍特金坚信，财产私有制是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之一，因此需要将它废除，并以公有制取而代之。

彼得·克鲁鲍特金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演化的一个因素》（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一书中，已经预料到了如今互联网时代“网络经济”的一些重要社会力量（大家通过发的帖子和彼此连成一个网络，给发帖子的版主带来点击率和更高的信誉等级）。克鲁鲍特金指出，我们在给予的同时，得到的并不是金钱，而是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植根于社区、互助和相互支持之中。互助的这种自我强化的效果也会让其他人也一样来对待你。克鲁鲍特金认为“原始社会”的运转模式就同这种互助很相像，而“礼物经济”比市场资本主义离人性走得要更近一些。

不过想要让这种互助制真正变为现实的大大小小努力都化作了泡影，主要是当这个团体的人数超过150人时（人们把150个人称作“顿巴数”[2]，这是人们根据经验估计的一个数值，超过这个数值之后，社会团体里的人就很难再维持巩固的社会关系了），团体里的人际关系就开始发生不和谐的摩擦了。这种困境自然也会烦扰像国家这样庞大的社会集体。只有虚拟世界才能让我们发现建立在互利基础之上的经济有效运转。网络、在线游戏等交际方式能让我们和比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保持社交联系。软件拓宽了我们的交际圈，也成了我们的记分卡。

到了19世纪末，这种意识形态之争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了。市场经济已经在整个西方国家生根发芽了，人们不再把金钱视为万恶之源，而是把它当成增长的结晶和繁荣的关键。任何东西的价值最好是通过人们愿意给出的价格来决定，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乌托邦主义者梦想建立在赠送、物物交换和社会责任基础之上的社会体系只有一些边缘化的尝试，包括公社和以色列的集体社区基布兹（kibbutzim）。在商业世界里，“免费”显露出了它最基础的现代含义——一种营销手段，而它很快也披上了遭人怀疑的外衣。

当金·吉利和珀尔·维特通过“免费”来赚钱时，消费者们还习惯于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说法来自美国的一些酒吧，那些至少会买一杯饮料的消费者进酒吧后就能得到“免费”的食物。这些食物有可能是一个三明治，也可能是由几道菜组成的一顿午饭，这些免费午餐的价格都要比一杯饮料要贵得多。酒吧的老板觉得大多数顾客都会买上不止一杯饮料，而免费食物的招牌在一天非繁忙的营业时间段则会吸引很多老主顾上门。

1872年，《纽约时报》报道说，免费午餐已经在新奥尔良市成为一种常见的“特殊”习俗了。人们几乎在每个酒吧都能够找到免费午餐，而午餐的种类包括大盘的黄油、一大篮的面包、盛放在大容器里的土豆、炖羊肉、炖西红柿、法式通心粉、以及“足足有四十磅重的牛股肉”。

根据这篇报道，这种免费午餐的模式变为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存之道”。《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继续写道：

拿取免费午餐的柜台把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拉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如果某个人来到了这样的柜台前，就要放弃保持尊贵地位的最后一丝希望。你能见到各个阶层的人在免费享用这种午餐，而且蜂拥上前去拿第二盘食物。

实际上，公众也已经留意到了这种贫穷的“免费午餐饿鬼”群体。1872年，《纽约时报》上的另一篇文章把这些靠免费午餐为生的人描述成为“不劳而获、饱食终日”者，经常出没于各家酒吧，向陌生人讨要一杯饮料，好接着吃店家的免费食物。文章写道“这些午餐饿鬼们喝饮料的方式根本都不算喝，简直就是牛饮，如果酒吧的侍者在忙的时候，他们会趁侍者们不注意的时候，端起什么饮料就往肚子里灌。”

随着淘金热的到来，这种免费午餐的习俗也来到了加州的旧金山，并在那里流行了多年。1886年，《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在谈到旧金山淘金潮衰落时，把这些免费午餐饿鬼称作“过去式的坐标”。这篇文章在开篇之处就问道：“这些无所事事的人们该怎样活下去？”文章接着指出他们应该承担起责任，在结尾部分指出：“把加州的这种奇怪的习俗丢弃了吧！他们应该尝尝挨饿的滋味。”

而在美国的其他地区，免费午餐的做法和当年声势日益高涨的淘金潮发生了冲突。1874年，随着妇女权益保护运动的兴起，美国也拉开了禁酒的帷幕，禁酒者攻击免费午餐只不过是掩盖“酒吧人来人往”的一个借口罢了，他们认为酒精“正是其他事物围之公转的轴心”。

但是，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免费午餐其实发挥了社会救济的功能。社会改革家威廉·T·史泰德（William T. Stead）在1894年冬发表评论说：“在芝加哥，提供免费午餐的酒吧比所有社会性、宗教性和慈善性组织救济的穷人总数还要多。”史泰德还援引了一份报纸的粗略统计数字，免费午餐酒吧每天能给六万人提供食物，而且这三千家酒吧并没有惺惺作态地说自己是在从事慈善事业。

两年之后，也就是在1896年，纽约州议会通过了《雷恩斯法》（Raines Law），目标是控制酒品走私。在《雷恩斯法》的众多条款中，其中有一条就是禁止酒类销售，除非在购买酒类的时候搭配食物销售。该法中的另一条款也使得商家免费提供食物变为了不合法。不过，这一法律条款过了没多久就废除了。第二年，《雷恩斯法》的修正案使得免费午餐依然合法，而且这一惯例也延续了几十年。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袋装食品业的兴起，“免费”再度兴起。随着各大品牌、广告和遍及全美国的分销渠道的兴起，“免费”也成为了一种营销手段。其实，免费样品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这种针对大众的推销手段可以归功于19世纪的一个营销天才本杰明·巴比特（Benjamin Babbitt）。

本杰明·巴比特有很多发明，其中就包括几种制造肥皂的方法。不过，真正让他大放异彩的是他创新的销售方法，这甚至能和他的朋友、推销大师P·T·巴南（P. T. Barnum）相媲美。本杰明·巴比特制造的肥皂在全美国家喻户晓，主要得力于他成功的广告和推销策略，其中就包括产品销售早期在大范围免费发放样品。本杰明·巴比特的广告词是“您能好好试用一下，我就心满意足了”，表现出绅士般的销售员发放试用品的慷慨大度。

这些肥皂是从停在马路上、颜色鲜艳的车里销售的，旁边还有乐手在表演，因此也诞生了“跟风抢购”这个说法。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自己的代表作《巴比特》一书中，就使用了巴比特这个名字来描述一个粗俗、傲慢的商人。

另一个推销界的经典就是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华尔药店（Wall Drug）。1931年，南达科他州土生土长的药剂师泰德·哈斯泰德（Ted Hustead）想要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镇上开辟自己的生意。华尔药店帮他圆了这个梦。华尔药店坐落于这个只有231个人口的小镇，按泰德·哈斯泰德自己的说法，这个小镇几乎“跟哪都不挨边”。可以想见，华尔药店的经营状况也是举步维艰。1933年，转机出现了，在这个小镇以西60英里的地方，有美国最伟大四位总统塑像的罗斯摩尔山国家纪念公园开始向公众开放，泰德·哈斯泰德太太提出了一个营销建议，那就是向去公园的过路人免费提供冰水。这个销售良方使得华尔药店的知名度大涨，小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如今，华尔药店已经升级成了以西部牛仔为主题的大型购物商场。现在，它会向顾客免费赠送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免费的推销标语，也会提供五美分一杯的咖啡，当然也还有免费的冰水提供。

随着广播这种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媒体方式诞生，免费也开始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现在，我们知道进入一个市场最具杀伤力的方式就是彻底淘汰现有的商业方式。对于某一种别的商家依靠它来盈利的商品，你却免费提供这种商品，相信顾客自然会络绎不绝地来到你的店门口，你就可以卖别的东西给他。你不妨看一看，移动运营商提供的长途电话服务抢了多少固定电话运营商的生意，网站上免费的分类广告又抢了多少报纸读者。

70年前，在唱片音乐界也发生了类似的一场腥风血雨的争斗。在20世纪30年代，广播成了新兴的一种娱乐方式，而且很受大众的欢迎，同时也把靠音乐为生的艺人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当年大多数在电台播放的音乐都是在现场演出的，在表演一次完毕之后，音乐家和作曲家会得到报酬。但是，在这些音乐家们看来，只付一次的报酬显失公平，因为同时有几百万听众在收听节目。他们认为，如果把这几百万人都同时装在一个大音乐厅里，那么他们得到的门票收入要多得多。

广播公司认为，很难按照听众人数来支付版权费，因为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听众。但是，几乎对艺术家占据着垄断管理地位的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ASCAP）定下了这个合约规定：电台每年广告总收入的3%到5%要用来支付使用音乐的版权费。更糟糕的是，当这份合约在1940年过期时，该协会还要求把这一比率进一步提高。

当广播公司和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还在谈判的过程中，各家电台已经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它们完全取消了在电台进行的现场表演。当年，录音技术也在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电台开始播放唱片，介绍曲目的播音员称为DJ。各大唱片公司也采取了应对之道，它们在出售的唱片上写着“未经授权，不允许电台播放”。不过，1940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如果电台花钱买了一张唱片，就有权在节目中播放。作为报复，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就说服了平? 克劳斯贝等著名的音乐人不再灌制新唱片了。

面对着可供播放的音乐越来越少、而且日后唱片公司在版权费用上可能会有更无理要求的威胁，美国的各家广播公司打算主动出击，它们成立了自己的音乐版权机构美国广播音乐公司（Broadcast Music Incorporated）。蒸蒸日上的美国广播音乐公司成了吸引各地乐手的一块磁石，其中包括很多蓝调音乐和乡村西部音乐歌手，这些歌手根本得不到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的重视。这些人气不高的歌手更看重的是出名机会而不是金钱，因此他们就同意电台免费播放他们的音乐。因此，靠向电台收取音乐版权费的商业模式就彻底崩溃了。音乐家们把广播当成了一种主要的推销手段，并通过出售唱片和演唱会门票赚钱。

尽管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在五六十年代多次提起诉讼，但是再也没能夺回向电台收取高额版权费的权利。免费收听的广播节目以及微不足道的版权费用开创了DJ时代，并随之出现了单曲前40名之类的排行榜。目前，各大唱片公司向电台收取版权费用依照的是一个综合考虑时间、听众人数、电台类型的计算公式，但是这些费用很低，足以能让电台经营下去。

事实证明这彻彻底底是一场误会后的闹剧。电台免费广播并没有像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担心的那样让音乐界就此萧条下去，相反这让音乐界更加壮大而且盈利更丰了。免费的低档次音乐版本（音质差、收听时信号不稳）反而成了付费的更高质量版本的绝佳推销手段，音乐家的主要收入也已经从现场表演转到了唱片版税。而“免费”则给这些音乐家们提供了回归的机会，免费音乐成了他们日益红火的演唱会的推销手段。当然，在意料之中的就是，大唱片公司对此依旧是持反对意见。

如果说20世纪人们开始重新欢迎“免费”这一理念的话，那么富足时代的到来则让“免费”成为了现实。对于之前的几代人而言，缺衣少食、屋漏门坏之类的物质贫乏一直是令人头疼的事。而对于过去半个世纪在发达国家出生的人而言，出生之后富足就一直围绕着他们。富足体现最明显的莫过于生存最重要的必需品食物方面了。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饥饿一直都是困绕美国贫民的一个主要问题。时至今日，美国人担心的是肥胖症过多。在过去四十年间，世界农业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种植食物的能力大为提高了。科技推动的革命使得原来缺乏的农产品变成了丰产的物资。而在每一种主要资源从贫瘠走向丰饶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和农产品一样的变化规律。

生产农作物需要五种主要的要素投入：阳光、空气、水、土地（养分）、劳动力。阳光和空气是免费的，如果农作物能在雨水充足的地方生长，那么水也是免费的。剩下的几个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花费）则并非免费的，它们也成了影响农作物价格的主要因素。

在19世纪，工业革命使得农业机械化成为可能，这就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投入并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不过，真正让食品经济发生革命的是60年代的“绿色革命”，因为这场革命使得耕作变得如此高效，因此从事农业的人口大为减少了。第二次农业革命的核心秘密就是化学的进步。

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我们有多少肥料就决定了我们能生产多少食物。农作物的产量受制于肥料的数量，而肥料主要来自动物（有时候是人）的粪便。如果一块地既要种植养活动物的饲料，又要种植给人吃的食物，那么就需要把地分成两部分。不过，到了19世纪末期，博物学家已经知道植物所需要的养分其实就是氮、磷、钾。

在20世纪之处，几位化学家开始研究如何大规模地生产这些养料。这项研究的突破者是来自德国巴斯夫公司（BASF）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他在高压和高温的环境下，利用空气和天然气混合的方式提取出了液态氨。1910年，德国化学家卡尔·波施（Carl Bosch）把这一技术进一步商业化，研制出了廉价的氮肥。人们甚至把氮肥的批量生产誉为改变马尔萨斯人口危机论的转折点。如今，生产氮占用了全球5%的天然气消耗量，并使用了2%的能源总量。

弗里茨·哈伯和卡尔·波施两位科学家使得农民摆脱了依靠肥料的命运。随着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的诞生，绿色革命也就应运而生了，它使得全球的农业生产能力提高了将近100倍。这使得地球可以养育更多的人口，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已经不满足于只吃谷物了，而是想选择食物链中更高端的、需要耗费更多养料来生产的肉类产品。

绿色革命的效果是惊人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困绕美国人的主要营养问题已经从饥饿转变成了肥胖症，主要是因为到处都有廉价、丰裕（有些人说过度富足）的食品。1955年，养活美国家庭的平均费用要占到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现在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了15%。

目前，我们每天都能感受的农产品富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玉米经济。这种人类已经种植了数千年的植物生命力不同寻常，它结出的玉米粒越来越饱满，亩产量也超过了地球上任何其他农作物。

在谈到食物的时候，玉米经济自然代表了一种富足经济。历史学家在看待古代文明的时候，往往通过大米、小麦和玉米这三种农产品对比的视角。大米富含蛋白质，但是种植不易；小麦生命力强，但是蛋白质含量低；只有玉米既容易种植，蛋白质含量也高。

历史学家们通过观察发现，生产这些谷物的“蛋白质/劳动付出”比率就决定了相应文明的历史进程。这一比率越高，那么食用这一谷物的民族“社会富余资源”就越多，因为他们可以用相对较少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当然，这一比率越高，效果不一定都是正面的。种植大米和小麦的社会往往更注重农业文明和内聚性文化，也许种植这些谷物耗费了它们太多的精力。而食用玉米的玛雅人和阿芝台克人则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他们往往会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去侵略邻国。通过这种分析，玉米所带来的社会富足使得阿芝台克人变得好战。

如今，玉米的用途已经远远超过了食物的范畴。由于合成化肥的普及和种植技术的提高，玉米已经成为世上将阳光和水转化为淀粉的最高效手段。我们目前在玉米丰收的金色海洋中徜徉，玉米多得根本吃不完。玉米已经成为各种各样产品的添加成分之一，甚至包括油漆和包装盒。廉价的玉米已经让很多食物从我们的食谱中消失，也把奶牛之类的食草动物的食性都改了，现在这些动物就像是用玉米填饱的产奶机器一样。

正如作家麦可·普伦（Michael Pollan）在《杂食动物的困境》（The Ominivore’s Dilemma）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炸鸡块中“都是玉米成分，不仅鸡肉本身的成分含有玉米（饲料），而且做鸡块的其他成分也含有玉米，包括用来增加粘度的调和淀粉、裹鸡块用的玉米糊以及炸鸡块用的玉米油。还有一些成分如果我们不留意观察是难以发现的，但是酵母、卵磷脂、单酸甘油酯、甘油二酸酯、甘油三酸酯、炸鸡块表面金黄发酥的颜色、用来保鲜的柠檬酸都有可能是从玉米种提炼出来的。”

麦可·普伦写道，如今在大多数超市中，四分之一的食品都含有玉米的成分。而且大量的非食物类商品也含有玉米成分，包括牙膏、化妆品、一次性尿布、清洁剂等生活用品都含有玉米成分，甚至包装这些用品的盒子里面都含有玉米成分。即便是建筑、装修超市所用的墙板、油布和粘合剂都含有玉米的提取成分。

现在的玉米如此丰裕，我们开始从玉米中来提取燃料乙醇，因为方面的研究，我们也终于看到了玉米的丰裕也是有限度的。尽管玉米的价格几十年来一直走低，但是随着油价的上涨，玉米的价格在近几年也开始攀升。不过，技术创新不希望主要原料价格上涨，这就使得科学家们去寻找从柳枝或其他纤维素中提取乙醇的方法，而这些含纤维素的植物能在玉米都无法生长的地方活下来。如果能找到那种神秘的纤维素分解酶的话，玉米的价格还将再次下降，其他各种食物的价格也将下跌。

从长期来看，商品的价格会变得更便宜的观点和人的直觉相违背。食物吃了还可以再种，但是矿产资源就不同了。毕竟，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开掘的资源越多，那么留下的资源就会越少，这是资源贫瘠论的一个经典例子。1972年，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智囊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一书，书中例举了世界人口快速增长会带来的后果以及有限的资源给增长带来的制约作用。这本书售出了3 000万册，并解释了“人口大爆炸”威胁之类的环境变化因素让地球经历着它难以承受的重负。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像马尔萨斯那样对地球的未来感到绝望。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历史，我们发现人类聪明程度的进化远远快于人类自身繁衍的速度，聪明的人类从自然界中找到开发新资源的速度往往快于我们的资源消耗速度。这就能产生供给增长快于需求的效果，从而对价格产生平抑作用（当然，这种状况也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不过我想表述的观点是地球上的资源毕竟要比罗马俱乐部所担心的要多得多）。关于地球上的资源到底是多是少的问题引发了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打赌，打赌的双方对地球资源是丰还是寡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1980年9月，人口生物学家保罗·奧利克（Paul Erlich）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在《社会科学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上公开打赌，打赌的对象是一些主要商品在未来的走势。

朱利安·西蒙许下10 000美元的赌注，认为“那些不由政府控制价格的初级原材料（包括粮食和石油）的价格在长远看来并不会上升”。保罗·奧利克和朱利安·西蒙打了这个赌，并约定了1990年9月29日作为支付赌注的日期。如果剔除了通胀因素的各种金属价格在这十年中上升的话，那么朱利安·西蒙愿意把钱输给保罗·奧利克。同样，如果价格下跌的话，保罗·奧利克就要付钱给朱利安·西蒙。保罗·奧利克选择了五种金属来打赌——铜、铬、镍、锡和钨。

在1980到1990年之间，世界人口增加了8亿，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十年。但是，到了1990年10月，保罗·奧利克选择的五种金属价格全部下降，其中有些金属价格的降福甚至过半。铬的价格在1980年是每磅3.9美元，到了1990年下降到了每磅3.7美元。锡的价格在1980年是每磅8.72美元，十年之后就下降到了每磅3.88美元。

为什么这次打赌朱利安·西蒙能赢呢？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深谙替代作用的效果。如果某一种资源变得稀缺而且昂贵了，那么就会促使人类去寻找另一种更丰产的资源，而目前对稀缺资源的需求也会逐渐向别种资源转移（不妨考虑一下现在人们争分夺秒地寻找石油的替代物）。朱利安·西蒙认为，人类的智慧和对于科学的学习曲线能够帮助我们以比消耗资源更快的速度找到新资源。

朱利安·西蒙这次打赌能赢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保罗·奧利克过于悲观了，保罗·奧利克预测在1975年将发生影响数亿人的“超大规模”饥荒，使得70年代和80年代饿殍遍野，这将意味着世界将“进入真正的贫乏年代”（尽管保罗·奧利克做出了这么明显的误判，但是在1990年他还是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获奖理由是他“加深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了解”）。

人类似乎与生俱来对资源贫瘠的理解就要比资源丰裕更加深刻。正如我们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威胁过度反应的本能一样，我们的一个生存技能就是关注资源耗竭会带来的威胁。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资源丰足不会有大碍，而资源贫瘠的问题则需要耗费精力去应对。因此，尽管朱利安·西蒙赢得了这场赌局，但在世人眼中，保罗·奧利克的担忧在某些程度上也是正确的。

朱利安·西蒙抱怨说，他似乎难以理解人们对任何事情总会想到最悲观的一面，而对于事物美好的一面则视而不见，好像都在体内种下了不受乐观情绪感染的疫苗一样。保罗·奧利克的悲观预测到现在还一直有影响。与此同时，朱利安·西蒙的发现似乎只让大宗商品交易商感兴趣。

显然，朱利安·西蒙更有可能赢得赌注。但是，我们更容易关注资源贫瘠的特性使得我们会忽略生活中出现的丰饶物资，玉米就是很好的一例。问题在于，一旦某种物资变得非常丰富，那么我们就容易忽略它，就好像我们根本不在意正在呼吸的空气一样。人们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情况下选择”的科学是有道理的，在物资丰饶的情况下，你根本无需做出选择，其实你什么都用不着多想。

在各式各样的例子中，你都能体会到这一点。中世纪时，在欧洲的一些内陆地区，因为盐是非常稀缺的物资，因此人们经常把它视为和黄金一样可以流通的“货币”。不妨再来对比一下现在的情况，盐现在只不过是你餐厅吃饭免费提供的调料而已，盐实在太便宜了根本没人会在意它。

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等变革性因素使得丰饶的劳动力资源影响了全球各国。如今，衣服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此低廉，很多人穿几次就不要了。1900年时，美国一位男士最普通的衬衫（用的布料和做工和T恤衫差不多）批发价为1美元左右，这在当时价格不菲，而且到了零售商那里价格还会再抬高。因此，当年平均每个美国消费者只有八套衣服。

如今，T恤衫的批发价差不多也是1美元，但是如今的1美元只相当于一个世纪以前4美分的购买力，也就是说一个世纪前买一件T恤衫的钱现在可以买到25件。如今，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穿破旧的衣服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找到免费衣服穿要比找到免费的浴室和洗衣机更容易，因此他们衣服穿旧就扔了。

不过，在20世纪大家每天最能切身感受到物资丰裕的就是塑料了，它几乎让大家感觉由原子构成的原材料是不要钱的，而且它延展性那么好几乎能做成任何物品。塑料这种可以重复使用的物品把生产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压低到了近乎为零。塑料不需要切割、用机床加工、着色、塑型或是压印，而是可以制成任何形状、质地和颜色的产品。这也带来了“一次性产品”文化。由于比利时化学家利奥·贝克兰（Leo Baekeland）在1907年发明了合成塑料，金·吉利所创导的随弃式刀片文化已经推广到了几乎所有物品。电木（Bakelite）的名称也来源于利奥·贝克兰的名字。他公司的标识上，大写的字母B后面有表示数学上无穷大的符号，就好像合成塑料目前的使用范围无限广泛一样。

在二战时，塑料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美国政府在合成塑料生产厂上投入了十亿美元。战后，这种生产能力转向了民用消费市场，也把一种延展性特别好的物质变为了特别便宜的一种原材料。特百惠（Tupperware）、富美家(Formica)桌子、玻璃纤维制成的椅子、瑙加海德革双人沙发、呼拉圈、一次性钢笔、橡皮泥和尼龙连裤袜等商品和品牌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

第一代的塑料制品并非是一次性产品，而是一些性能优越的产品。它们的形状比金属制品更加多种多样，耐用性又比木头制品更好。但是，第二代塑料制品中的乙烯和聚苯乙烯则价格非常便宜，人们在用过之后不假思索地就会把它们给扔了。到了60年代，颜色鲜亮的各种一次性商品代表着现代化，代表着先进的工业科技战胜了物质贫乏。把工业产品丢弃了并不算是浪费，而是先进文明国家的生存特权。

到了70年代，认为这种物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一次性商品对于环境造成的危害也在变得日益明显。塑料制品的价格却是近乎于免费，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定价方式并不准确。如果我们考虑塑料制品的成本时也兼顾“负外部效应”的话，那么我们在把吃了麦当劳开心乐园餐送的塑料玩具玩过一次后就扔了，就会有种负罪感。这一代人开始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我们对于物资丰饶的态度开始从注重个人心理满足感（“对于我是免费的”）转向了公众的责任感（“对于大家并不是免费的”）。

20世纪人类的历史主要是由丰裕所推动的社会和经济巨变。因为人类能够开发蕴藏量丰富的石油代替鲸鱼油，使得石油的用途无处不在。八英尺长的大油罐上旁站满了码头工人，因此不需要起重机就可以进行装载和卸载，使得运输的费用足够低，可以开发很远的城市或国家丰裕的劳动力。电脑则使得信息变得非常丰裕。

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新的丰裕。产品在商业化和价钱变得更低之后会出现这种趋势。寻求利润的公司也在去上游寻找新的稀缺资源。如果某种商品出现了丰裕的局面，那么其成本就会压低到近乎为零，而企业的利润寻找点就转移到相邻领域，美国科技出版商蒂姆·奥雷利（Tim O’Reilly）将其成为“利润不灭定律”。

2001年，管理大师塞思·戈丁（Seth Godin）在《喷嚏营销》（Unleashing the Ideavirus）一书中指出：“20年前，《财富》杂志500强中的前100强往往是采矿企业，或是自然资源（铁矿石、石油）加工型企业”。时至今日，塞思·戈丁指出，这种局面已经完全改变了。

目前在《财富》杂志前100强中，只有32家是生产传统产品的企业，包括航空、汽车、化学制品、食品、钢板弯件和重工业企业。而其他的68家企业主要提供的都是知识财富，而非能源加工型企业。其中一些企业并非加工型企业，而是服务型企业，例如保健和电讯行业。还有些企业创造的往往是智力财富，例如医药行业和半导体行业，在这些行业中，生产实物产品的成本和发明这些产品的成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一些企业是在为其他企业的产品承担大众零售商和批发商的角色。下面是这68家企业的分行业列表：

? Network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2) 网络和其他通讯设备：（2家）

? Semiconductors and Other Electronic Components (1) 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原件：（1家）

从朱利安·西蒙和保罗·奧利克的打赌中我们可以看出来，随着商品的价格变得越来越便宜，价值就会去寻找新的出路。商品依然代表着很多财富（不妨可以看一看富裕的石油生产国），但是利润率最高的还是在产品中融入了智力成果的，这在上面68家企业的列表中也能体现出来。几十年前，创造价值最多的是在制造业中。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制造业成为了一种商品，价格也随之下降，价值也转移到了还没有成为商品的未开发领域，价值离手眼配合的体力劳动越来越远，而离头脑和嘴配合的智力劳动越来越近。如今的知识工作者就像（农业文化占主导地位时期）的工厂工人，知识工作者在向上游寻找更多的稀缺性。

如今，在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看来，所谓的稀缺性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分析”而已，将知识、技能和抽象思维能力融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有成效的知识工作者。现在，人们经常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于如何区分人和电脑的区别，因为这条分界线一直都在变化。

随着我们教会电脑来做人类的工作（例如股票交易），此类工作的成本也降低到了近乎为零，不用再干这些工作的人就学着做一些更具有挑战性的事，或者干脆就无所事事算了。第一种转行的人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而无所事事的人得到的收入就更少了。第一种人享受到了丰饶带来产业变革的机遇，而第二种人则承担了相应的成本。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我们所要做的是要让第一种人尽可能多，而第二种人尽可能少。

这种考虑丰饶的思维并不仅仅只是发现什么东西会变得更便宜，也是在寻找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什么会变得更有价值，并努力向这个方向趋近。这是增长的引擎，早在李加图17世纪提出一个国家相对于别国的“比较优势”之前，我们就借着这个引擎前进。上个时代的丰饶往往是某个国家因为资源更丰富、劳动力更便宜，从而使得该国的产品更丰富。这个时代的丰饶并非仅指原来的初级产品，也包括硅谷这样的高科技中心和玻璃丝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

[1] 黄金分割指的是把全厂分为长、短两段，长段的平方等于全长与短段的乘积，它的近似值为0.618：1。——译者注

[2] 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顿巴教授认为人类大脑能容纳一个148人的稳定社交网络，四舍五入到150人，就是著名的“顿巴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