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超主权货币目前并不现实
    2009-06-18        来源:中国日报网

  “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进行了首次会晤,这次“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未见底的大背景下,四个重要新兴市场国家领导人的首次会晤,“金砖四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粮食与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及四国未来对话与合作发展等方面达成了哪些共识,这些共识能否成为现实?对此,前中国APEC高官王嵎生与社科院亚太所政治室副主任叶海林接受了访谈。

  :在金融危机当前,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四国的这次金砖峰会可以说受到了西方国家和媒体的广泛关注,“金砖四国”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

  王嵎生:“金砖四国”出现在2003年高盛公司的一个报告《同“金砖四国”一起梦想》。为什么叫“金砖四国”?就是因为当时提出来的时候,这四个国家从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发展趋势、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来看好的。确实在十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群体性的兴起,这四个国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闪耀着时代变迁的一种亮点。

  :也就是说,您注重它在经济领域的作用。

  王嵎生: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因为这四个国家从块头来讲,土地面积占全球的1/4以上,人口占42%。拿现代发展的趋势来讲,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总量虽然还比不上西方,更比不上美国,但是它总体发展趋势和速度确实是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

  :叶教授,您能不能从经济的角度来谈一下“金砖四国”的概念?

  叶海林:我不是经济学家,2001年奥尼尔在自己的报告里提出了“金砖四国”的概念,那时还是他个人的想法,2003年高盛把它写进了公司的报告中,由此把这个概念传播开来。但是我们要看到奥尼尔和高盛在展望金砖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建立在对金砖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的,在推出这个概念前后,这四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是千差万别的。
  中国在1998的时候,GDP总量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当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个数字,实际上印度和俄罗斯都是在2007年才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从经济总量和经济长期增长速度来说,中国基本上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保持在8%到9%,尤其是从2007年以前始终是10%的高增长率。而巴西是从波峰到波谷相当大的起伏不定,印度是在过去3年里才连续超过9%。也就是说,从总量、从经济增长速度等等,金砖并不是同步的概念。
  高盛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金砖的表现远远没有今天这么辉煌。这里面我们倒是要钦佩奥尼尔的惊人的预见能力,他认为金砖会在未来对经济发生重大的影响。经过这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国家对全球性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是说“金砖”今天已经是一个事实,已经足以左右世界经济的命运。这仍然是一个趋势。

  金砖四国对话前景广阔

  :王大使,您对这次“金砖四国”的峰会有怎样的期待?您觉得它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呢?

  王嵎生:首先,这次领导人会议是第一次在“金砖四国”本土开,去年5月份四国外交部长也在这个地方开了一次会议,而且发表了一个公报。公报说的非常清楚,为什么四国能走在一起,强调四国开展对话,主要是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的利益,对解决全球发展领域的紧迫问题有着相同的或者相近的看法,对话的前景广阔。
  不仅仅西方对“金砖四国”会议寄予希望,发展中国家更寄予厚望。我觉得这次会议有两大新的背景,开会本身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过去好多年来他们都是在联合国利用某一次国际会议在多边的平台上,从去年外交部长单独的开就有这种趋势。但是我觉得这四个国家都是比较现实的,是逐步的、渐进的向纵深发展。

  :也就是说刚才叶教授说到的四个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王嵎生:因为整个国际问题还是很复杂的,太急的走是不行的。这次召开的背景有两个,一个是金融危机的问题,一个是美国反恐战略有所调整,重点转到阿富汗来了,也就是说到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都在旁边,因此他们都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你问有何期待?我觉得第一位的是他们要共同商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争取“金砖四国”能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率先复苏。第二个是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要探讨如何共同提出诉求,推动改革能向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各个媒体都在报导,“金砖四国”很有可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据我所知,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提出了超主权国际储蓄货币的概念,而且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6月1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一问题,并表示“金砖四国”峰会可能会涉及到这一一体。但是,俄罗斯财长昨天又说俄罗斯基本不会谈超主权货币的问题,问一下二位,俄罗斯15天时间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超主权货币还是理想 四国机制不能过分高估

  叶海林: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现在提出超主权货币储备这个问题或者要把它变成现实,就目前“金砖四国”现有的经济状况来说本身是不现实的。这些国家不管是与美国关系最为疏远的俄罗斯,还是最近的印度,都有很强的关联性,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时如果抛出完全跟美元并行的超主权货币储备,首先要求四国对全球的影响必须足够大,另外要求四国有足够的跟美国建立平行的经济体制的决心,这个问题也不现实。美国的因素仍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根本因素,这时抛开美国对四国是不利的。
  俄罗斯为什么之前的态度非常积极,但在最近1、2天之内又有相当大的调整,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出于战略博弈的需要。也就是说俄罗斯在高调放出这样一个言论的时候,想必从6月1日开始的这15天内,我们可以猜想一下美国和“金砖四国”的互动会是非常频繁的,因为这是对美国最有冲击力的事情。
  这时,俄罗斯跟美国的条件已经得到满足,要么作为一种战略博弈,俄罗斯已经达到了制造声势来削弱美国地位的意图,见好就收,回过头来谈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毕竟“金砖四国”首次峰会还是要拿出一个结果,如果把目标定得过高,结果达不到,这次峰会只能算是历史性的突破或者成功。追求有效的目标并且实现它,这是“金砖四国”现在比较可取的态度。

  王嵎生:其实主权货币基金是俄罗斯最早提出来的,中国和俄罗斯几乎是同时提出来的。“金砖四国”现在每一家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对美元的依赖性也很多,现在是美元对我们的依赖也很多,特别是这个时候美国也需要这四家,这四家也需要美国。因此互动会是很多的。
  俄罗斯也好,我们也好,超主权货币储备基金是我们的战略目标,也是一个趋势。但是胡锦涛主席参加会议的时候说的非常清楚,公平、公正、有序和包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金砖四国”推动国际体制改革主要的着重点是现在的主要结算货币国际货币,特别是像美元要保持稳定。战略的要求和现实的要求结合起来,实际上对美国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什么周小川报告一出来以后,奥巴马就说美元是最安全的,说到最安全的,就不能大幅度贬值,贬值就容易引起我们的反弹,美国也吃不消。所以现在是相互依赖的。

  :综合二位的观点,我的感觉是说“金砖四国”实际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有一个要求的,有一个很高的战略要求。但是基于现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以及本国的实力和四个国家的不同,他们现在还不能实现这种要求。所以这次无论谈与不谈,实际上都说我们有这种要求,我们要让美国知道我们是有这种诉求的,希望美元保持安全,不会破坏四个国家的利益。

  王嵎生:像美国要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有个诉求的信号。

  叶海林:归根到底,当前的全球金融问题需要所有国家的合作,这种合作不能是排它的,也就是说,不能单纯指望新兴经济体和美国的合作,同时也不能指望新兴经济体之间建立一个货币同盟,把美国排除在外。

  :其实“金砖四国”有一种非排他性的要求。

  叶海林:这也就是为什么“金砖四国”在峰会召开之前摆出了一副非常包容和宽容的姿态,就表明“金砖”并不打算成为一个排他性的集团。因为“金砖四国”峰会传出之后已经经历了波峰波谷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其实也是一个警讯,即使是非经济的举动,都可能对金融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金砖”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在这一刻,在使全球经济走出低谷方面是一致的,但是从长远来说,改变美元的霸权地位是“金砖”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这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不能急在一时一刻。我们对“金砖”应该有什么期待?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应该期待的,这就是其中之一。

  王嵎生:最近几天美国和英国、欧洲的报纸大量的散布“金砖四国”要谈主权货币,要向美元挑战,搞得美国也很紧张。事实上本来就不是这样,我觉得俄罗斯目前最新的表态,实际上在整个战略和策略考虑里面要在某种程度上安慰一下美国,事实上四国并没有这种意图。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点,实际上西方媒体现在报道认为“金砖四国”一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比较小,二是这四国都有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且经济仍然保持在增长的状态。说这四个国家能够最早的走出经济危机,“金砖四国”首先是有这种合作机制的,有长期的目标和现在的目标,你们认为“金砖四国”今后能否真的成为国际的机制存在下去呢?

  王嵎生:我不愿意用机制,现在西方用同盟、联盟,我觉得应会逐步的向机制化方面发展。比如他会讨论领导人会议是每年开一次还是两年开一次,外交部长会议是不是每年开一次,我觉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也是比较现实的过程。
  我们一向不赞成一个集团几家来解决问题,“金砖四国”不应该这么做,也不可能这么做,解决金融应该是共商解决。发展中国家自己也要对话,我觉得互动性的活动还是比较有必要的。我跟有关方面提出建议,“金砖四国”本来就不是排他性的,可以大胆设想一下,我们也可以跟美国对话,大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调和一下关系。我的这种设想可能一时做不到,这并非是不可能的。

  :四个国家还是在多边领域的合作,但四个国家也有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印度,这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他们同在“金砖四国”之内,又是邻邦,叶教授您能不能谈一谈对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

  叶海林: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所谓超主权储备货币都是一个理想,而不是一个现实的状态。
  中印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用三个“C”来代表,就是对抗、合作、抗争。在中印关系当中这三个“C”都是存在的,但中印状况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看中的是合作,我们更多的希望与印度在国际区域和双边层面都能够开展坦诚的合作和对话。但反观印度,在三个“C”当中竞争是他比较强的心态。
  但这可以理解,印度2007年才超过1万亿美元,在长期的竞争趋势中中国仍然占有优势。相对来说实力较弱的一方希望跟实力较强的一方竞争,这是可以鼓励的,只要不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原则我们都鼓励。印度也主张跟中国的合作,但在这些方面之外,中印其实是有存在冲突的可能的,比如在西藏问题上。印度在印度洋上的一些举动对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善意的信号,中印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概念。放大而言,“金砖”四个国家任何一个双边关系都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国家间关系如果从高到低做一个排序。最高是军事同盟,也就是集团,有共同防护政策、外交政策超主权的,很多集团政策是超越了各个国家自由主权的。这是一个最高级的,也就是说最紧密的国家集团。之后是不超主权的合作性的地区组织,像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要求不干预各个国家的事物,这是次一级的国家集团。最后一级是机制化非正式的多边关系,它既不是一个机制,也没有常设机构,只是多边对话的一个管道。我觉得“金砖”能达到第三层次也就不错了,至于向前发展考虑到各个国家的内部问题,特别是中印之间,包括俄罗斯和印度之间,再加上巴西,实际上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使得“金砖”现在不可能达到能够统一内外政策的超主权甚至是不超主权能够有统一政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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