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项目的进退去留，或许正是一个试金石。是继续探索、大胆创新，还是改弦更张、削足适履，这是个问题。而要将"绿色GDP"进行到底，毫无疑问，首先就必须斩断"唯GDP论"的地方利益和政绩推手。
　　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即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这是《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中的一项指标。今年3月，该课题组有关人士曾表示，2005年的绿色GDP核算研究已在去年年底完成并提交，污染损失和GDP扣减指数比2004年报告要更高。可启动刚过3年，仅正式发布过一次报告的“绿色GDP”项目，已被“无限期推迟”发布报告。这一消息，无疑给热衷于用“绿色GDP”考核官员的公共舆论泼了一瓢冷水。(7月23日《新京报》)

　　其实，有关方面并无隐瞒。报告被搁浅的很大原因，在于国家环保和统计部门在发布内容和发布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对“绿色GDP”报告迟迟不见公布，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国际上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此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似乎，“名不正，言不顺”。
　　可这一理由，并不能服众。“所谓绿色GDP，是一种俗称，是媒体、社会为了简化所说的一种名词(谢伏瞻语)”，专业的说法应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际上也叫“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该项目2004年启动时的正式名称就是“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而联合国统计署曾发布《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指南(简称SEEA)》，2003年版的第453页专门讨论了绿色GDP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国际上尚无成功的先例又何妨？非要等到国际上设立一个明确的标准，我们再来开展核算？未免有因循守旧之嫌。
　　况且，从10个省市的试点情况看，推进绿色GDP意义重大：搞清污染实物量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了解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为治污减排决策提供依据；帮助政府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的“高强度区”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重灾区”，有利于对症下药；绿色GDP核算的过程和结果，将为环境税收、生态补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适时的。
　　目前的环境污染状况已经不能再容我们有丝毫的懈怠。由于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以至于上半年环保总局不得不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实施了流域限批。但结果如何，连潘岳副局长本人都不持乐观态度。当务之急是应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这恐怕也是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局共同启动“绿色GDP”项目的初衷之一。为此，2006年9月，两局联合公布了“2004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后，曾踌躇满志表示，正在研究的2005年数据会很快向公众发布。然而，言犹在耳，职能部门却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弯，来了个自我否定，无限期推迟。真不知道当初的勇气哪里去了，高昂士气又哪里去了？在笔者看来，除了无国际标准这个理由，只怕另有苦衷吧。
　　比如，遇到了来自地方的巨大阻力。2005年的绿色GDP核算污染损失和GDP扣减指数比2004年报告要更高，而报告的最大突破点，是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损失GDP扣减情况统计表。如此公布开来，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大大下降，无疑是对各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GDP增速真相的大曝光，是对地方官员依然“唯GDP论”的无情批评。正因触及到了一些地方官员的痛处，所以，“一些地方向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来函施压”，要求不公布。
　　这也同时验证了此前潘岳对当下形势的判断。他认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不顾区域、流域环境承载能力已逼近底线，盲目追求GDP增长，甚至牺牲国家利益和公众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政绩观的改变单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那就是官员环保考核问责机制。
　　“绿色GDP”项目的进退去留，或许正是一个试金石。是继续探索、大胆创新，还是改弦更张、削足适履，这是个问题。而要将“绿色GDP”进行到底，毫无疑问，首先就必须斩断“唯GDP论”的地方利益和政绩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