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30多所高校的调研，全国政协近日在政协常委会上公布了一份高校负债问题的报告。报告称，全国高校贷款总额已达2500亿元左右。从总体上看，高校凭借自身力量基本不可能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雪球有越滚越大之虞”。报告警示，目前部分高校已存在严重的财务风险，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政协建议发行千亿教育国债解决2500亿高校贷款。
　　全国政协的这份报告，使得此前原本以为是遥不可及、危言耸听的“大学破产”寓言故事，变得越来越清晰。在这样一个现实境况之下，关于“债务危机”是否存在的各种争论，已经成了可笑的过眼云烟，而如何化解高校债务危机，正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公共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制度路径可以选择，但如果用发行教育国债的方式让全民埋单，则无疑是一个“最劣选择”。
　　首先，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此次中央政府出面“埋单”，必将激励各高校在今后做出更多非理性的决策与行为。而且，这种充满“父爱主义”的慷慨与溺爱，从长远看，只能让习惯于在溺爱中成长的高校，继续充当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的角色，而不可能真正“长大”。
　　其次，高校负债国债埋单“一笔勾销”式的制度路径选择，对于弊病的根治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填上这样一个“黑洞”而不试图在制度上有所改进，只能是饮鸩止渴。此黑洞的填平和债务危机的化解，不是终点，而很可能是下一个黑洞与债务危机的起点。
　　再次，高校负债通过教育国债埋单，其实是让全民间接替高校背了黑锅，这显然面临合法性危机，而且有损社会公平与正义。同时，这也是对于国债社会信用的一种伤害与透支。
　　笔者认为，众多高校屡屡步入债务泥潭“理财无方”的根源，在于大学教育行政化、官场化之累上。就像有人所说，大学本身隶属于庞大的行政体系，而大学校长则是由政府和教育部门委任的。大学领导如何更有效地彰显自己的业绩呢？“于是，许多校长像地方官员一样，争相大兴土木、追求短期数量的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与官员们热衷的形象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妙。”（2月16日《南风窗》）而事实上，现在各个地方一哄而上的“大学城”、网友自发提供信息评出“中国高校大门造价排行榜”中的天价豪华大门等就是“形象工程”的明证。
　　然而，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最后一座堡垒”的这种僵化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与当前社会的整体转型越来越不合拍了。一方面，大学逐渐成为一个办学经营实体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另一方面，这个“实体”却没有办法交给一个具有成本意识、具有投入产出概念的“经营者”来经营，两方面出现严重“脱节”。而在国外一些优秀大学，“大学需要经营”的理念，已经成为自然的选择。校长是优秀的“经营者”，而不是行政官员和官僚。
　　正所谓绝处逢生，2000多亿的债务也使中国的大学站在一个转型的临界点上。在这个临界点上，全民埋单无疑是最简单、最不合理的路径选择。借助这样一个历史性机遇，涅槃和催生出“经营大学”的理念和价值观，让高校彻底走出行政保护，学会“经营”，开源节流，勤俭办学，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