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红利可能耗竭，劳动力2009年将普遍短缺。中国社科院昨天发布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5月11日《京华时报》）

　　在讨论一切就业、劳动力成本等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忘却：十三亿中国人，既是生产的主体，也是消费的主体；既是发展的动力，更是发展的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在一项调研中说：全国２０％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短缺是目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其实早在若干年前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初露端倪的民工荒里就已悄然开演，遗憾的是，我们沉醉于人口红利时代太久太深了。人口红利说是西方近年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关系提出的，即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会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时期，于是大量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每个国家在经历人口红利时代后，必然要遭受相应的人口老龄化之苦。26．8％这个数值本身并不值得杞人忧天，问题是，我们在人口红利时代究竟有没有饮鸩止渴？国际而言，我们凭借高速甚至超高速的出口增长和巨额顺差，中国外汇储备已近世界第一，然而，劳动力成本过低却时常被享受低价的国家斥为倾销；国内而言，低劳动力成本已开始制约企业运转，当普通劳工收入低得不足以维持劳动力本身的简单再生产时，劳工的社会供给已然失衡，由于长期涨利润不涨工资、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条件恶劣等原因，人口红利开始充满悲怆主义的现实忧伤。数据表明，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如果我们在人口红利时代没有能践行藏富于民、藏富于工的理念，中国将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这，恰恰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
　　市场经济在中国成长的几十年，也是我们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公平纠偏的几十年，我们对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逐渐国际接轨了--但对劳动力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却缺乏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起码敬畏——这就造就了一方面我国就业队伍在扩大、另一方面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的诡异。许多城市经济繁华，人均收入较高，但最低工资标准却低不思进：劳动力价格是被扭曲、人力资本是被漠视，与之对应的是初次分配中的不公使得我们一直壮大不了孱弱的中产阶层。在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支出乏力的现实语境下，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又反过来弱化了人口红利的兑现。
　　我们梦想中的刘易斯拐点，是摈弃此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拐点后劳动供给不再无限、工资上涨、人均收入实质性增长，这才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王国。但是，我们在人口红利时代欠下的劳动力价值帐单在刘易斯拐点后如何偿还呢？理论上说可以改变生育政策、将现有的1．8％的生育率提高到2．2％；或者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经济参与率--但，这些解颐之策尚需我们当下的国情做出更艰辛的努力。